浙江在線-臺州頻道2月23日訊（浙江在線記者 沈晶晶 許峰 徐坊 王艷瓊 共享聯盟·路橋 王恩興）“我倆都上班，又沒老人帶，去托班省心。”“寶寶不到一周歲，放托兒所怎么放心？”“設施和師資都行，就是下午5點要接，太早了。”……

　　浙江中小學、幼兒園近期陸續開學，各地托育機構紛紛發布春季招新、開班信息，不少“打工人”家庭面臨選擇：把孩子放在家，還是送托班？

　　當前，人口問題已是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浙江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全省人口出生率為6.28‰，自然增長率為0.04‰，相比2021年下降0.96個千分點，少子化趨勢明顯。

　　應對這一趨勢，浙江推動并實現“幼有善育”，既是完善公共服務的要求，也能提振生育意愿。事實上，早在去年，浙江提出打造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十大標志性成果，“浙有善育”就是其中之一，重點補齊0至3歲嬰幼兒托育等薄弱環節。

　　托位有沒有、價格貴不貴、服務好不好？持續走熱的托育行業如何健康發展？開學之際，記者走訪各地展開調查。

　　空間賬：托班是否建在“家門口”

　　臺州市路橋區居民周玲的一天，用她自己的話說，從“雞飛狗跳”開始：1歲多的兒子精力充沛，早上很早醒來折騰；兩位老人哄娃、做早飯，忙得團團轉；夫妻倆匆匆洗漱后出門上班。

　　“父母還有精力，但一天下來也累得夠嗆。晚上我們加個班、有點事，他們還得接著帶。”周玲說，此前，他們考慮過送托育園，通過“浙里辦”查詢搜索，發現點位少、距離遠，最近的一家開車要20分鐘，接送很不方便。

　　調研中，記者從杭州、溫州、湖州等地隨機詢問20戶有0至3歲嬰幼兒的家庭，發現近半數家庭有入托需求，原因為雙職工家庭無人照料、減輕父母負擔、培養孩子自理能力和適應能力等。

　　托班有沒有、離家近不近，直接影響入托意愿和比例。去年8月，浙江發布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擁有3周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4.5個，大力完善社區托育服務設施布局，新建社區按每千人10個以上托位標準配置托育服務設施，未滿足托位標準配置的待建、在建和已建成社區要通過改建、購置、置換、租賃等方式加快增配。

　　路橋區與杭州市拱墅區、湖州市吳興區等17個區縣，成為首批省級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務試點。“城區老舊小區不少，打通托育服務‘最后一公里’，空間是一大瓶頸。”路橋區衛健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王輝軍說，為此，他們通過租用民房、錯峰使用老年活動中心和食堂等方式，充分挖掘社區資源，探索家庭托育點模式，打造“社區嵌入式”新型照護服務體系。

　　家住路橋璞悅府小區的張露露，就是一個受益者。隔壁樓棟里，開出了小鶴培家庭托育點，上班前送2歲的女兒唐蘊過去，下班時順路接回。遇到刮風下雨，還能從地下室穿行。除了全日托、半日托，還提供計時托、臨時托等服務，晚上或周末有急事也不愁了。

　　據悉，目前路橋累計建成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52家，千人托位數3.91個。

　　記者了解到，自2020年起，溫州、湖州等地連續三年將“嬰幼兒照護服務工作”列入市政府民生實事項目，探索社區統籌、社會興辦等多元化托育服務體系。比如，甌海區利用幼兒園、社區用房、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培育托育機構，目前每千人托位數已達4.35個。湖州通過公建民營方式，在市、縣婦幼保健院探索建立“醫育結合”的托育園。

　　調查中，不少雙職工家庭反饋，相比依托幼兒園、社區、醫院等建立的托育園，他們更渴望企業、單位內部自建托育點。事實上，早在2021年，杭州就發布了產業園區嵌入式幼兒園（含托育）建設方案。目前，濱江區海康威視產業園、拱墅區北部軟件園等園區托育機構均已運營招生，實現了“帶娃上班”。

　　不過政策雖好，普及仍是難題。量大面廣的中小微企業、園區能不能建托育點？怎么建、誰來管？除了一次性補貼，可持續運營的成本政府、企業、個人如何共擔？這些問題都需明確。

　　采訪中，一位山區縣衛健局相關負責人也坦言，當前的托育工作考核，有兩項主要指標——鎮街覆蓋率、每千人口托位配比率，但當地人口分布不均衡，偏遠鄉鎮老齡化嚴重，托位過剩，建好的村級托育驛站基本閑置，而人口密集的鎮街，托位不足，服務有“缺口”，“在資源空間統籌方面，我們還要下功夫。”

　　成本賬：如何讓家庭能負擔、機構可持續

　　實地考察一周后，長興人葉女士最終選定了一家中意的托育園，“春季4個月收費1.3萬多元，價格偏高，但設施和師資都不錯。”

　　她的兒子34個月大，一直由家里老人照看，但眼下已滿足不了孩子的學習需求。考慮到下半年要進幼兒園，一家人商議后決定找個托班過渡。“老人覺得錢花得冤枉，但為了讓兒子喜歡上學，這價格我們能接受。”葉女士說。

　　每月3250元的費用，讓平均月薪六七千元的縣城居民頗感壓力。對于租住在杭州市拱墅區鳳鳴苑的外賣小哥陶小兵來說，孩子上托班的費用更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一歲半的女兒出生后，妻子便辭職在家照顧，今年開年眼看各行各業復蘇，想找份工作貼補家用。“一問才知道，小區旁邊的托幼班，每月要3500元，再加上伙食費、雜費以及平時買玩具、衣服的錢，算都算不清，我們負擔不起。”陶小兵說，他們打算把女兒送回江西老家，上幼兒園時再接回來。

　　記者在走訪中得知，湖州市衛健委曾委托第三方機構完成《湖州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的人口支持研究課題報告》。以長興縣為例，有0至3歲嬰幼兒照護需求的家庭比例為25.85%，其中80%以上傾向于進入托幼一體的公辦機構。

　　“主要是價格實惠、管理安心。”路橋鶴培照護品牌聯合創始人林曉梅告訴記者，當前，街道社區、產業園區、高校、醫院都在辦托班，但主力還是幼兒園，一些公辦幼兒園場地有限，托位不多，民辦機構、公建民營機構占據市場主導，“我們當然想開設更多普惠托位，吸引更多生源，但運營成本像山一樣壓力巨大。”

　　得益于政府支持，“鶴培”開在張露露家隔壁的家庭托育點，140平方米的房子年租金僅3萬元，因而能把收費標準定在每月2200元。當地托育市場均價3200元，一些高端私立機構收費更是在5000元以上。

　　除了房租、裝修等投入，人力開銷也大。“托育機構對師資要求很高，不僅要持證上崗，還要經驗豐富，要細心有耐心。”溫州市甌海區最早一批試點社區合辦的民辦托育園——南白象社區托育園負責人金斌芬說，目前高校培養此類專業對口人才較少，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精力，才能招到合適的員工。

　　記者走訪甌海區幾家較大型托育機構了解到，托育園每月人力開支占比最高，約為8萬元至10萬元。一家托育園負責人介紹，今年春季學期共招收60多名幼兒，每班安排3名保育員，還有廚師、保潔、行政等，一旦招生情況不佳，很可能就入不敷出。

　　不僅如此，托育費推高，還源于預期不穩。仍以長興數據為例，有0至3歲嬰幼兒照護需求的家庭，95%以上選擇家庭養育，選擇托育機構人群集中為兩類：一是實在沒人帶娃，二是幼兒園入園前的半年。因此，整個托育行業有“半年景氣、半年不振”現象。疊加生育率下降、行業內卷等多重因素，機構“盡快盈利”的焦慮感強烈。

　　在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意見中，浙江明確相關政策，包括托育機構社保補貼、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等，減輕辦園、托育負擔。

　　一年來，全省各地針對性推出土地、金融等扶持政策，鼓勵市場主體提供普惠托育服務。比如湖州，市級對托育示范機構每家獎補10萬元。吳興區對普惠托育機構按每個新增托位給予最高1萬元補助、按實際入托給予每生每年1500元補助。南潯區對普惠托育機構給予每托位每學期1000元補助，對符合條件的家庭3周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給予每人每月400元補助。長興、安吉、德清三縣，均對托育機構托班設置給予補助，最高達35萬元。

　　截至目前，湖州市有托位12326個，全日托平均收費每生每月1745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好的政策，既要減輕機構起步時壓力，又要加大對后續運營的支持。”湖州市衛健委黨委委員、計生協會專職副會長錢建莉說，眼下，托育機構生源趨于穩定，隨著擁有新生活觀念、養育理念的90后、00后成為生育主力，新的需求也會涌現。“托位基本能滿足需求，面臨的是怎樣提高入托率問題，讓每個孩子托得起、托得好。”

　　服務賬：政府和社會各方力量，怎樣揉成“共同體”

　　晨檢、讀繪本、認數字、唱童謠、吃午飯……小唐蘊在托育園的一天，充實而快樂。短短半年多，2歲的她不僅能自主就餐，還交了不少朋友，適應了群體生活。“她還會自己剝蝦、倒廚余垃圾了！”對女兒的變化，張露露很是驚喜。

　　“0至3歲孩子成長很關鍵，很多習慣都在這一階段養成。”林曉梅說，入托幼兒都會佩戴智能手環，抓取身高、體重、運動等數據，形成每日生活報告推送給家長。保育員和育嬰師也會記錄活動參與情況、個性特征，分析幼兒興趣愛好，提供針對性托育方案。

　　當前，全省各地托育機構陸續出現。像溫州，2020年左右，0至3歲托育服務還不多，到目前為止全市已有托位數3.6萬余個。讓這些托位真正“轉起來”“活下去”，必須有高品質服務、高水平照護支撐。

　　“這段時間電話咨詢、實地考察人數達到高峰，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師資、人數配比、一日生活流程。”自2月2日開班以來，湖州市婦幼保健院湖東院區童喜托育園園長王利亞每天接待十幾位家長，早期疾病預防等特色課程獲得不少青睞。

　　“我們欣喜地看到，托育行業正跳出傳統‘托班’或‘早教班’模式，進入新的發展軌道。事實上，只有服務好了，才能激勵家長意愿，激發機構活力，為未來人口高素質發展提供支持。”溫州市托育研究院院長余建敏告訴記者，近年來浙江在嬰幼兒托育服務標準方面進行了規范，但不同主體提供的托育服務質量仍有差別，人員配備、衛生保健等細則尚需完善。為此，2022年6月溫州專門成立市級研究院，推動托育標準設計、行業規范、創業指導、評價考核、課程研究、專業人員培訓等。

　　作為首個落地項目，溫州市人民醫院與19家托幼機構建立“醫育聯盟”合作體。截至目前，已派出14名兒保醫生到合作機構開展健康保健指導、嬰幼兒生長發育咨詢、家長課堂等。

　　與此同時，針對托育人才缺乏這一難題，各地也在想方設法動員力量、補齊短板。比如，湖州藝術與設計學校等6所中職學校學前教育專業全部調整為保育專業，開展保育員或者育嬰師專業培訓，對新取得保育員、育嬰師等職業資格證書和職業技能等級證書的人員，發放1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技能提升補貼；路橋成立嬰幼兒照護服務從業人員實訓基地，并將區內5家一級幼兒園作為托幼、托育機構衛生保健人員實習基地，目前已有600余名保育人員參加培訓，新增198名獲得育嬰師職業資格證書的從業人員。

　　當然，從數據看，家庭養育仍是當前主流，形成機構照護0至3歲嬰幼兒的社會氛圍，尚需一段時間。前些年因托育機構服務質量、監管水平參差不齊而導致的不良社會現象和輿論，仍讓不少家長覺得“不安心、不放心”。

　　對此，相關專家、從業人員認為，社區、醫院、學校、托育機構等要揉成“共同體”，加大服務供給、提升服務品質；衛健、公安、檢察等部門也要聯動起來，建立常態化監管體系。一些托育機構負責人建議，可像幼兒園評級一樣，對托育機構開展等級評估，形成“對標”，鼓勵大家“往好里做”，讓幼有所育不負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