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旁起義紀念館 三門縣委宣傳部供圖

　　[印記名片]

　　亭旁起義紀念館，位于三門縣亭旁鎮楊家村，原為寧海理民分縣縣丞署，后改為亭山高等小學。1928年5月26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爆發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亭旁起義，建立了浙江省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被譽為“浙江紅旗第一飄”。

　　為繼承先烈遺志、教育后人，1993年，三門縣政府建立亭旁起義紀念館，免費向全社會開放。該紀念館占地面積約700平方米，館藏百余件革命文物，先后被命名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浙江省黨史教育基地等。

　　[紅色意義]

　　亭旁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發動的數百次武裝起義中的一次，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產生了廣泛的革命影響。這次起義爆發在革命低潮時期，是中共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割據的一次偉大實踐。在亭旁起義的影響下，革命意識落地生根。1949年2月，亭旁地方武裝配合主力部隊一舉解放三門全境，使三門成為解放大軍渡江前浙江省第一個解放的縣。

　　亭旁鎮，距離三門縣城南約10公里，在這塊土地上，曾經活躍著早期的共產黨人。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為挽救革命，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南昌起義，緊接著，八七會議確立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之后，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全國各地的武裝起義相繼爆發，亭旁起義就是眾多武裝起義中較早的一次。

早期組織活躍

　　寧海（當時寧海縣為臺州行政轄區，亭旁隸屬寧海）早期黨組織非常活躍，這主要來自上海的直接影響。

　　上海大學是國共合作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校。在大革命高潮的影響下，蔣如琮、俞岳、林淡秋等寧海籍青年紛紛進入上海大學求學，他們深受瞿秋白、邵力子、鄧中夏、張太雷等導師的影響。1925年，蔣如琮、林淡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寧海旅滬學會”，創辦會刊，傳播進步思想，為寧海黨組織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1926年夏，蔣如琮、林淡秋、俞岳等回鄉成立“消夏社”，在寧海縣城創辦寧海中學，傳播革命思想，培養革命干部，并以此為掩護建立寧海第一個共產黨支部——中共寧海中學支部。后來，因遭右派破壞，寧海中學被迫遷至海游。

　　1927年5月，中共臨海特別支部委派林迪生來寧海負責黨的工作。同來的還有共產黨員鄔逸民、許杰等。其間，經林迪生介紹，亭旁的包定、葉信莊等也來到寧海中學工作，兩人來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7月，中共寧海臨時縣委成立，鄔逸民任書記，包定等為委員。1928年初，中共亭旁區委、珠岙區委、海游區委相繼成立。

　　根據中央、省委把復興和發展革命事業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到農村的指示精神，寧海臨時縣委決定，在堅持寧海中學這塊核心陣地的同時，把工作重點逐步轉向農村。

　　縣委經分析研究，認為亭旁地處三縣交界，山區多，反動派駐軍遠且少，就把斗爭重點選在了亭旁。包定、葉信莊的工作重點隨之轉移到了家鄉亭旁的黨團發展和農民運動上。

農民運動勃興

　　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了暴動指揮中心——浙東工農革命委員會，制定《浙東暴動計劃》《浙江目前工農武裝暴動計劃大綱》。1928年3月14日至16日，省委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出席會議，與會代表10人，包括臺屬六縣的寧海縣委書記盧經訓和溫嶺縣委書記管容德。會議通過了《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等文件。

　　1928年3月24日，省委通過《關于臺屬六縣的工作決議案》，明確指出：“浙江黨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前途”，要求臺屬各縣發展黨的組織，積極開展農民斗爭，“由農民的游擊戰爭、鄉村暴動達到割據的前途”。希望各地黨組織充分利用“春荒”時節，發動農民斗爭，以便很快發動游擊戰爭。

　　為迅速開辟革命根據地，包定等人以教師為職業、小學為據點，發動青年組織“壁虎社”“窮人會”進行革命活動；開辦平民夜校、干部訓練班，利用“獅子會”“茶燈會”“劇社”開展文化娛樂活動，對農民進行革命宣傳，培育農運骨干。

　　在黨組織領導下，農運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1927年農歷10月底，三門首個農民協會在包家祠堂誕生，此后亭旁“五莊”各村相繼成立了農民協會。農會為維護農民利益，同土豪劣紳展開斗爭。

　　1928年清明節，南溪土豪梅長恕為霸占族田，舉槍逼嚇敢于揭露其劣跡的地下黨員梅其慎，開槍打傷梅其慎左臂。被激怒的百余名農會會員，在梅其彬、梅其廣兄弟的帶領下，攜帶槍械，包圍了梅長恕的宅院。

　　梅長恕出逃后，去了劣紳任升初家，他們發電報向國民黨政府告發，稱“黨匪槍彈穿其門壁如蜂窠”。這成了亭旁起義的導火索。

　　5月中旬，區農會的平糶決議也遭到了地主富豪的頑強抵抗，他們藏谷不售，使農民糴不到谷。已經覺醒的農民們，憤怒情緒也愈來愈強。

亭旁起義爆發

　　起義原計劃在秋收時節舉行。1928年5月15日，中共浙南特派員管容德到寧海巡視。他看到亭旁農民的高昂情緒和斗爭積極性，認為群眾已經發動起來，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就決定召開起義預備會議。

　　5月20日夜，由包定主持，在谷倉嶺集中了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區部分武裝人員（約250人），舉行起義預備會議，討論提前起義事宜。會上決定，設立紅軍指揮部，推選包定為總指揮；擬定了起義的總綱領和口號；要求各區分頭做好起義的準備工作。會后，武裝農民還乘夜進行了軍事操練。

　　5月22日晚，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決定于次日夜繼續行動，將除地主豪紳“任家三害”作為游擊戰爭的第一步。

　　除“任家三害”行動，打響了亭旁起義第一槍。

　　5月24日上午，管容德、中共寧海縣委特派員楊毅卿、包定在南溪召開亭旁黨團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亭旁區革命委員會及紅軍指揮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兼紅軍總指揮，革命委員會下設軍事、總務、財務、運輸、交通五部。

　　5月25日晚，大雨如注。224名武裝農民再次集中在丹邱寺，以30人編為沖鋒隊，一連為主力連，其余按營、連、隊、組編制，歸總指揮部指揮。

　　5月26日，亭旁武裝農民正式舉起義旗向亭旁進軍，當地土豪劣紳聞風逃遁，未經戰斗即占領亭旁，追隨前來的群眾有千余人。起義部隊以紅布為號，干部左臂纏紅布，戰士大襟掛紅布條，齊集城隍殿舉行大會。

　　大會上，縣委莊嚴宣告浙江省第一個蘇維埃政權——亭旁區蘇維埃政府革命委員會成立，鐮刀斧頭大紅旗在原國民黨亭旁區分部門前升起。

斗爭火種不熄

　　亭旁起義的槍聲，震驚了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何應欽密令省民政廳暨省防軍嚴緝圍剿亭旁紅軍。

　　亭旁起義失敗后，敵人對參加起義的黨員和群眾進行了殘酷鎮壓，地主豪紳反攻倒算。

　　亭旁起義領導人、進步人士被迫異地斗爭，他們就像點點星火，四處燃燒。包定、陳祥在天臺，梅其彬、楊毅卿、包昭光在臨海，任疇在紹興，梅其廣、葉信莊在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蔣如琮偕許杰經上海前往南洋吉隆坡。俞岳、柔石等人也遠赴他鄉，繼續他們的進步事業。

　　1929年3月，時任天臺縣委書記的包定和時任共青團天臺縣委書記的陳祥一起赴杭向省委請示工作，在武林路被捕。葉信莊、梅其彬、任疇、包昭光、梅其廣等亦先后在各地被捕，幾經輾轉，均被囚于國民黨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種種酷刑，他們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堅持斗爭。1930年,他們先后遭到槍殺或折磨死于獄中。年紀最輕的包昭光僅19歲，年紀最大的任疇也僅32歲。

　　血染沙場時，他們義無反顧。包定在松木場行刑前，大義凜然，慷慨賦詩：“碧血灑芳草，正氣壯山河，笑看刀光閃，高唱國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