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作為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學者、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的撰寫者和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的主編者，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他，也是一名教育家，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學生。“他的教學研究培養了一大批資深學者，他們活躍在世界各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長為國際學術界的棟梁之才。”這是國際社會防衛學會對他教育成就的評價。

　　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42人國家勛章、國家榮譽稱號。他的名字名列其中——他就是今年91歲高齡的玉環人高銘暄。

　　“我得到‘人民教育家’這份國家榮譽稱號，首先要歸功于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祖國。”9月19日，高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是黨和國家培養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幫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逐步進入法學殿堂，成為一名法學教師。

　　漁村成長

　　玉環大麥嶼鮮疊，一個三面環山、南臨樂清灣的小漁村，大海和漁船是它永不厭倦的話題。

　　1928年5月，高銘暄出生于此。

　　村后的蔡家嶺，海拔兩三百米。如今，幾架大風車緩緩轉動著，利用風能發電是現代科技在古老漁村的時代印記。高銘暄19年的少年生活，基本上也繞著這座山嶺。

　　“高老從小就表現出了很強的記憶力。”9月19日，站在鮮疊高銘暄老宅臺門前，高老老家的一位親戚向記者回憶起他祖母和他說起的一件事，那時高銘暄讀小學三四年級。

　　一天，鮮疊街上貼了一個告示，放學回家的高銘暄和同學們也駐足看了看。回到家后，母親突然問起他：“聽說街上出了個布告，里面說了啥？”“這布告上說……”放下書包，高銘暄竟然一字不差地從頭到尾背了出來。

　　1944年，高銘暄以鮮疊小學第一的成績考入了溫州甌海公學，也是那屆畢業生中唯一錄取者。

　　玉環到溫州隔著樂清灣，高銘暄要坐船上學。因為鮮疊的航班較少，很多時候他要趕到陳嶼坐船。為省時間，他每次都是翻過蔡家嶺，一趟一個多小時。

　　山腳下的楊府廟，則為小小年紀的高銘暄埋下了“京劇”的種子。父親高鳴鶴對京劇頗有些心得，不時指點他學唱名家名段。每逢節日楊府廟開戲，高銘暄就是最忠實的觀眾。

　　初中畢業，高銘暄考上了溫州中學。1947年，高中畢業的他，同時被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和復旦大學錄取。至此，他離開了玉環，開始北上求學路。

　　北上求學

　　高家是鮮疊的殷戶，高銘暄祖父一輩子走南闖北，把玉環新鮮魚貨賣到溫州，再把溫州的南北干貨販回玉環。

　　祖父雖沒讀過書，但深知讀書的重要，他把兩個兒子都送進了學堂。

　　祖父的這個決定，注定了高銘暄與“法”結緣。因為，父親高鳴鶴學成后，成為了一名法官，叔叔也在不久后當了法院書記官。

　　“父親當時做法官，也是搞刑事的，這個影響了我。”高老說。正在他被三所大學同時錄取時，父親轉調杭州法院工作，他就近選擇了浙江大學，并如愿以償進入法學院學習。

　　這一年是1947年。也就是在這一年，高銘暄遇到了直接促使他走上刑法之路的恩師李浩培。由此，他開始了自己長達70余年的刑法研究生涯。

　　第一個學期，高銘暄的刑法總則授課老師正是當時的法學院院長李浩培。以國際法著稱的李浩培之所以教刑法，是因為刑法教授沒聘請到。就是這樣的一次“美麗邂逅”，讓高銘暄對刑法的興趣與日俱增：“他的課引起了我對刑法的極大興趣，讓我感到刑法這門課最有意思。”

　　兩年后時局變化，浙江大學法學院被撤銷。在李浩培的介紹下，高銘暄轉學北京大學，繼續完成大學學業。

　　1951年，大學畢業的高銘暄被保送至中國人民大學，成為了一名刑法學研究生。此后，他就沒“離開”過他為之奮斗一輩子的刑法學。

　　如果說在浙江大學是奠定了高銘暄對刑法學的興趣和基礎，那么北京大學是進一步提高了他對刑法學的認知。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學習，則是他開始系統、深入研究刑法學的開端。

　　參與修法

　　“泱泱大國自此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刑事法典，刑事訴訟活動終于有法可依了。”這是1979年7月1日下午，高銘暄站在人民大會堂三樓，聽著樓下會場因表決通過刑法草案傳來的掌聲有感而發。

　　如果將時間軸再往前撥——25年前的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5個組織法。10月，全國人大決定啟動刑法起草工作。

　　“9月憲法剛通過，10月就開始準備起草刑法，可見一個國家，刑法是擺在重要地位的。”高老回憶說，沒多久自己就接到通知，要求他暫時擱置中國人民大學的工作，去參加刑法立法工作。

　　那一年，高銘暄26歲。

　　當時，起草小組說是20多人，但真正到位做事的只有10多人。而正兒八經刑法專業科班出身的，只有高銘暄一人。

　　經過一段時間的共事，起草小組負責人發現，組內大部分人，包括幾位負責人在內，因為缺乏刑法的基礎知識，給立法工作帶來了很多麻煩。為了快速彌補這一缺陷，該負責人讓高銘暄為大家上課，講一些刑法學的基礎理論。

　　“我學歷上有優勢，但年齡小、資歷淺，在那些走南闖北的老干部面前，我就低著頭盡自己所能地埋頭苦干。”高老說。

　　誰也沒想到，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誕生，會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得命途多舛。直至1979年正式通過，此時，26歲的小伙已成為半百之人。

　　此后的40年，高銘暄見證了刑法的每一次修訂和修改。

　　傳道授業

　　9月11日，中國人民大學2019—2020學年開學典禮上，幾位教師代表的發言讓8839名新生終生難忘。

　　“自1951年8月，我就與中國人民大學結下不解之緣。”91歲高齡的高銘暄教授，作為教師代表發言，“我是一名教師，捧著一顆愛心，站在三尺講臺，不求姹紫嫣紅，企盼學生成才，共筑中華美夢！”

　　這一課，這一刻，是老教授的言傳身教，也是對青年學子的殷切希望。

　　1953年暑假過后，高銘暄正式成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教師。此后，他不僅給本科生講課，也給比他晚入學的刑法研究生上課。

　　1984年1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高銘暄成為我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導，從此結束了新中國不能自己培養刑法學博士的歷史。

　　至今，高老已培養了64名刑法學博士，還有3名博士生在他身邊。“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高老一直以培養學生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

　　始終秉持“老師不能太過于拘束學生”觀點的高老，還研究出一套“三三制”課堂教學方法。課堂上第一個小時，讓學生對研究課題提出觀點和論據；接下來一個小時，其他學生進行評價、補充和反駁；最后一個小時，由教授發表意見并給出解答。

　　高老弟子、金華市人民警察學校傅躍建教授說，高老講課有“四不”，中途不休息，不上洗手間，不喝水，自始至終音量不減。

　　在當下的法學界，除了陳興良、姜偉等這些響當當的直系弟子，即使再年輕的刑法學者也會很熟悉高銘暄及其所作出的成就。

　　家鄉眷戀

　　在北京，從高老的家到辦公室的路不到千米。只要沒有外出，斜挎著一個裝滿資料的黑色單肩布包的高老，每天總會準時走在這條路上，因為擺在他案頭的工作仍然很多。

　　這么多年來，高老一直忙碌地工作著。

　　他主編的刑法學教材有7種，個人專著有8部，其他主編或者參編的著作有100多部，發表的專業論文有300多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1993年主編的《新中國刑法科學史》，填補了新中國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

　　2012年5月，他撰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出版發行，被業內稱為新中國刑法學的扛鼎之作，也是系統梳理我國刑法立法演進脈絡、深入探尋刑法法條原意的開山力作。

　　2015年4月15日，高老獲得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的“切薩雷·貝卡利亞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2016年11月12日，日本早稻田大學授予高老名譽博士學位。

　　時光荏苒，從青蔥少年到鮐背老者，一生忙碌的高老始終不忘家鄉的山山水水。

　　2012年至今，縱使年紀越來越大，高老還是在幾個暑假里抽空回到玉環，回到鮮疊這個養育了他的小漁村。

　　與老家親戚相聚、探望同齡發小、參訪大麥嶼街道鄉賢聯誼會……每次回鄉，高老總是把行程排得滿滿的。2012年6月，高老參觀了新修的楊府廟，他興致勃勃地在戲臺上清唱了幾個京劇選段。

　　“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洪羊洞》里的這句唱詞，是高老的最愛，也是他一生為國家立法育人的初心和使命，“我要把獲得的榮譽看成是自己的責任，榮譽越高，責任越重。要秉持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導，努力工作，繼續前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把自己的余生，持續地奉獻在為人民服務的崗位上，絕不辜負黨和國家對我的恩情和期望。”同時，高老也深情寄語家鄉：“希望家鄉的水更清、天更藍，鄉親們的生活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