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9年6月參加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三連，1970年2月隨三連四排十三班調到六團團部，歷經團機關司令部生產股的實驗班、后勤處軍人服務社的縫紉員、司令部的代出納、計劃股的統計員，直至1975年8月離開兵團上蘭州大學，前后共6年2個月。今年是我們赴“內蒙兵團”50周年，我整理了在“內蒙兵團”的一些回憶文字，以此紀念曾經參加“內蒙兵團”的數千名臺州兒女的一段青春歲月。

登上兵團的專列

　　1969年6月9日清晨，臨海城里的臺州電影院門口人山人海，第一批參加“內蒙兵團”的300名左右知青在這里出發。我們66屆的初三（1）班有7名同學去了兵團，他們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五團一連的張美云（參加兵團時改名張軍陽），五團七連的陳美玲（參加兵團時改名陳海凌）、馮俊清，五團二連的陳振亞，五團十連（后來的六團一連）的黃雅芳，五團十一連（后來的六團三連）的韓一凡和我。

　　臨出發時，我看見父親的眼里噙滿了淚水，我當時沒有流淚。車子啟動后，全車的知青就都哇地齊聲哭了起來，哭聲幾乎要掀開車頂，車上車下的哭聲連成了一片。這個場面我迄今難忘。我就是在知青們的驚天動地的哭聲中離開了家鄉……

　　我們的車隊到了寧波以后，會合了黃巖、溫嶺的知青，在一個學校的教室里稍作休息就登上了赴內蒙古的專列。記得是下午4點左右上的專列，大約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到了杭州站。當時杭州市市長王子達還到站臺上歡送我們，并和我們知青握手。所謂專列，就是不用根據鐵路的上下行編程制度而需要轉車的綠皮車。三天兩夜的吃喝拉睡都在車里，狹小的車廂空間，長長的旅途，令人疲勞不堪；實在困得不行時，我們就打開背包，睡在車廂的過道和座位下的地板上，有的則爬到高高的行李架上躺一會兒。三天的行程，因為空間換時間，我們覺得過了很久很久……

　　我們的專列過北京時，走的是不經過北京站的豐沙線，此時已經是6月11日的早晨了。專列臨時停靠在門頭溝雁翅鎮的一個山洞前。初夏的門頭溝一片蔥綠，雨后的永定河上有一個吊橋，橋下清澈的河水流淌。已經坐了兩夜一天火車的我們，面色蒼白，紛紛下車呼吸清新的空氣，直到專列鳴笛時都遲遲不愿上車，后來我們實際上都是被兵團的干部驅趕著回到車廂的。新鮮的空氣，自由的呼吸，對于我們是多么重要啊。這個吊橋給我的印象頗深，40多年后，我就是憑著這個吊橋找到了當年專列是從這里奔向內蒙古的。

　　專列到張家口、呼和浩特時，都發生了下車的學生在站臺周邊遲遲不愿再上車的事情，帶隊干部大概覺得事情太糟糕了，過了呼市以后，專列即使停靠時也不讓我們下車了。12日凌晨2點鐘左右，我們的專列終于到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的所在地巴彥高勒，也就是磴口。夜半下車，我也不知東南西北，除了站臺有點燈光外，四周一片漆黑，站臺下的鐵軌黑乎乎地伸向遠方，看不到盡頭。

　　我們背著背包等待轉乘汽車時，突然傳來了命令要組建新的一師六團，將我們五團十一連劃歸到六團建制，稱一師六團三連。迷迷糊糊中我們上了六團的解放大卡車，走了一陣以后，天就蒙蒙亮了。我睜開眼一看四周，頓覺跌入了冰窖：只見車兩邊都是沙漠，一個沙包連著一個沙包，遠處還有一片連綿不斷的山（后來才知道這就是陰山山脈），顯得陰森森的。我坐在軍用卡車車廂的背包上，通過車槽幫不停地向外張望，還在心里念叨，希望這是我們路過的地方，不是我們要去的六團的所在地……

　　不到兩個小時，卡車就停在一排土坯房子前，有人敲著鑼鼓、還有人大聲招呼我們下車。天哪，這就是六團三連？我們的營房在哪里？

第一次點名

　　我們是六團三連第一批的兵團戰士，除兩名仙居兵外，全部來自臨海。三連的所有戰士都是來自地區大院和地區所屬事業單位的干部和職工的子女。我是從母親單位臺州療養院報名走的，療養院是地區的直屬事業單位，我和哥哥張兆勇都被分在了三連，這樣，我們就和原臺州地委、臺州專員公署的干部職工的子女編在一個連隊里了。當時是“文革”時期，他們的父母大部分都仍在關押和監督勞動中，有的是寫了對父母的揭發材料作為“可教育好的子女”才來的；有的則是寫了血書表了忠心才被批準的……低頭細思量，各人都有難忘的經歷。

　　六團三連的指導員叫李連正，是個現役軍人，是原北京軍區某軍的一位連職現役軍人，副連長王瑞康、軍醫杜鳳崗也是該軍的現役副連職軍人，另外還有白成奎、李明等8名該軍剛剛復員退伍的老兵，他們加上從臨海接來的50多名新兵，算是三連的所有人馬了。三連所在地位于內蒙古烏蘭布和沙漠深處的一個叫巴音毛道的牧民點附近。整個牧民點也就只有三四棟土坯房，大約四五戶人家。他們給我們騰出了一棟4間土坯房：一間掛著“連部”的牌子，一間是“伙房”，還有2間是我們女兵的宿舍。記得當年六團三連第一批浙江兵共有男女兵55人，其中，男兵30多人，分為3個班；女兵有20個，分成2個班。我的哥哥張兆勇是一班長，二班長是盧平新，三班長是胡才正，我所在的四班班長是趙曉薇，五班長是王乃云。男兵沒有房住，只好在挨著房子的水渠邊搭了人字形的荊笆棚作為臨時居住地。

　　我們到的第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迄今都記得在“內蒙兵團”吃的第一頓大鍋飯，那是海帶湯和糜子面發糕，發糕有點酸，加上三天兩夜的汽車、火車旅程，我們沒有吃多少就睡了。也是連日來沒有正經吃飽一頓飯了，我們睡了兩三個小時后，便都起床，以為有一頓正餐，可以補補多日腸胃的虧欠，但我們發現伙房沒有動靜，也沒有人催促我們起床。畢竟是年輕，大家見沒有開飯，腹中又餓，便敲起了碗筷。指導員李連正從連部出來，馬上命令緊急集合。老兵排長向他報告列隊后，他十分嚴肅地說：“現在點名！”不用說，第一次的部隊式的集合點名受到李指導員的狠狠批評。他宣布：部隊在周日或節假日是改善伙食的日子，一般是吃兩頓飯！天哪！我們哪知道這些規定呢？好在我們在臨海出發時，家里和親朋好友給我們的行李中都塞了罐頭和餅干之類，這些就成了我們臨時的、無比的美味。此時，思鄉想家想親人，從眼前的荒漠想到臨行時兵團宣傳材料上的“綿綿的大草原，肥美的黃河大鯉魚”，失望的心情油然而生，有幾位年紀比較小的戰士就哭了起來……

兵團春秋

　　196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原內蒙古（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全部、華北農墾兵團大部一同并入新組建的。北京軍區從下屬各部隊抽調現役軍人組成各級領導班子，他們率領數千名復員、轉業軍人前往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烏蘭察布盟和錫林格勒盟等地接管國營農場，在農場的基礎上組建兵團。兵團規劃為6個師的建制，每個師轄10個團，每個團轄10個連隊。

　　1969年當年，“內蒙兵團”組建了4個師，24個團，246個連隊，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內蒙古等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5萬余人，全兵團在職人員達7萬余人。1970年，又組建了2個師，15個團。1971年，內蒙古兵團已有41個團（包括2個工業團和4個相當于團級的工礦企業），包括職工10.1萬人（其中，知識青年7.55萬人，復員轉業軍人和留廠職工2.57萬人）、現役軍人近6千人、家屬3.8萬人，共計14.5萬人。1972年，內蒙古兵團總人數為17萬人，其中職工（包括知識青年）13萬人。這是內蒙兵團的最光輝的歲月。

　　一師原先設6個團，1971年又組建了七團。一師的1至5團，都是在原來的農場基礎上發展而來，如一團就是原烏蘭布和農場，二團是原巴彥套海農場，三團是原哈騰套海農場，四團是原太陽廟農場，五團是原包爾托勒蓋農場。甚至后來組建的七團，也是在一師師部的所在地原納林套海農場原址上建立的。只有六團是新建團，位于磴口縣反修鎮，五團的包爾托勒蓋農場以西。

　　烏蘭布和沙漠在磴口縣境內，位于內蒙古西部，地處我國西北荒漠和半荒漠的前沿地帶，東北部以河套綠洲為界，西部以阿拉善左旗的吉蘭泰—圖庫木公路為界，西北部以狼山為界，東至黃河，南至賀蘭山，總面積129.8平方千米，是我國的主要沙漠之一。黃河自南向北流經磴口縣的東南端，磴口綠洲的地勢自東南向西北傾斜，而烏蘭布和沙漠整個地勢都低于黃河水面，有引黃灌溉的條件。1959年，國家投資5000多萬元在河套灌區上游的巴彥淖爾盟（今巴彥淖爾市）磴口縣境內興建三盛公水利樞紐工程，是治理黃河水害和綜合開發黃河水利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項目之一。這項工程以保證灌溉為主，還兼有保證下游工業用水、防洪、防凌、溝通包頭至銀川公路交通等作用。

　　1961年5月13日，中國在黃河上自己設計和施工的內蒙古磴口（三盛公）水利樞紐截流成功。這是河套水利建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為了能夠保證河套灌區和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30萬畝引黃灌區適時適量地自流引水灌溉，在截流成功以后又開挖了一條總長180公里的總干渠，使河套灌區灌溉面積由過去的290萬畝增加到770萬畝，控制灌溉面積達1700萬畝，從而彌補了沙漠降雨少，蒸發大，干旱缺水的不利因素，將沙漠變成了綠洲。

　　組建兵團，主觀愿望一是通過接收整合，將大大小小的農場改造成建設邊疆的主要力量。他們主要任務就是：屯墾戍邊，寓兵于農，穩定邊疆，保衛邊疆。二是對蘇聯可能發動戰爭防御的需要，那一時期中蘇關系十分緊張，蘇聯在中蒙邊境地區屯兵100多萬。戰爭雖有一觸即發之勢，但組建兵團，最主要是為了“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后來我當了六團計劃股的統計員以后，經常來往于磴口的師部送報表，曾經來到該水利樞紐的大壩參觀，只見大壩上鐫有毛體題字：一定要馴服黃河。因為落差，壩的兩邊，一邊河水平靜如毯；一邊咆哮奔騰。令人驚嘆！ 一師的7個團都是沿著磴口水利樞紐工程的總長180公里的總干渠設點建置的。干渠之下是支渠，支渠之下是農渠，農渠之下是毛渠。通往各連的農渠和通往每塊地的毛渠都是人工挖成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更是散布在沙漠之中的兵團農業師的命脈，沒有這個水利樞紐工程引黃灌溉，磴口周邊恐怕現在還是一片不毛之地。“黃河百害，唯富一套”就是說的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