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0年前，有一群年輕人，為了扶大廈之將傾，救民族于水火，聚集在一起吼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這年輕的聲音響徹中國、響徹世界，穿越百年而猶有回聲。當年，這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國，各界民眾同仇敵愾，共同奏起一曲浩氣長存的時代壯歌。五四運動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歷史起點。值此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特發此文，以示紀念。

　　五四運動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它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樹立了一座豐碑。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這段光榮歷史的見證者。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閃爍著黃巖的元素，黃巖籍北大學生周炳琳、牟正非、牟謨、王恭睦等在這場運動中留下了印記。這些印記不會被歷史忘記，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出愈加奪目的光芒。

　　周炳琳參與策劃五四運動，成為學運健將，同時參與發起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積極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

　　黃巖有一位大名鼎鼎、曾參加五四運動的健將，他的名字叫周炳琳。

　　1892年10月23日，周炳琳出生在黃巖城關一戶手工業者兼小商人家庭。他祖籍黃巖上垟前岸。1907年，周炳琳考入清獻中學堂。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學專業。在北大期間，周炳琳閱讀了陳獨秀等人辦的《新青年》雜志，受到很大影響。

　　1918年10月，周炳琳與許德珩、鄧中夏等人發起組織國民雜志社，聘請李大釗為導師。1919年1月，《國民》雜志創刊，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周炳琳等擔任編輯部干事。在《國民》雜志第二卷第一號上，周炳琳發表了《鮑爾錫維克主義底研究》一文。3月，他和許德珩、鄧中夏等人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京東南西北四城及郊區農村講演。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校長得知北洋政府已密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在喪權辱國的山東條款上簽字的消息后，馬上告知羅家倫、傅斯年、許德珩、周炳琳等北大學生。當天，許德珩、周長憲、羅家倫、周炳琳等幾人商議要在北京采取一種活躍抵擋的行為。最后，他們達成一致意見，要在當晚召開會議。3日晚上7時，在校的同學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聚會，北京高師等12所學校的學生代表也出席了會議。《京報》社長、北大新聞學講師邵飄萍首先作當前形勢報告，說是山東問題現已失利。然后，學生們爭相上臺發言。會開得很緊張的時候，有一位十九歲的同學劉仁靜（后來的中共一大代表），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于是決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體游行示威（原定5月7日舉行）。

　　5月4日上午，周炳琳與同學們一起忙于聯絡各校學生。當日下午，周炳琳滿腔熱血沸騰，脫了身上的毛背心，存在北大紅樓前的傳達室里，然后與同學們一起到天安門前集合。下午1時許，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首先在天安門前召開大會，他們高呼“還我青島”“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懲辦親日派官僚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會后，學生們的游行隊伍由廣場出發，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使館區走去，但被東交民巷西口的中國警察所攔阻。交涉了2個多小時，仍不許通過。游行隊伍改往趙家樓，已是下午4點多鐘。

　　隊伍到達趙家樓時，有幾十個警察在把守大門，隊伍進不去。同學們于是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守衛在門口的警察同情學生的正義行動，他們和周炳琳等同學說：“你們的行動很好，我們不干涉，但是你們要小心啊！”

　　同學們做了很多說服教育工作，軍警讓同學們進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門緊閉，怎么辦？北京高師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匡互生的個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窗戶底下。北高師的學生陳藎民（即陳宏勛，臺州天臺籍學生）等同學踩上匡互生的肩膀，爬上墻頭，打破天窗，第一批5位同學跳入曹宅院內（另一說，第一個從窗戶里跳進曹宅的人是匡互生），接著把大門打開，于是，外面的大隊學生蜂擁而入。周炳琳與同學們沖到曹汝霖的房間。曹倉皇躲入臥室旁的廂（箱）子間。

　　同學們找不到幾個賣國賊，便決定要燒他們陰謀作惡的巢穴。于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與周予同一起將臥室的綠色羅紗帳拉下一部分，加上紙頭的信件，便放起火來。頓時室內燃起大火。

　　這時，躲在地下室鍋爐房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聽說起火，跑了出來，大家見到章宗祥，以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頭臉出血，章倒在地上裝死。

　　半小時后，大批軍警趕到。軍警說同學們放火，隨即開始捕人。這時已經是午后5時了，陸續被押送到監獄的有32人，與周炳琳一起參與五四運動的黃巖籍北大學生牟正非也在其中。當天，臺州共有3位學生被捕，除了牟正非，另兩位是天臺籍的陳藎民（即陳宏勛）和孫德忠（有的地方寫“孫德中”）。

　　回校后，周炳琳等集會商討營救被捕的同學。當時，周炳琳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秘書、北京學生聯合會秘書，參與策劃及四處奔走聯系積極營救學生是義不容辭的。陳獨秀、李大釗也積極奔走，設法營救被捕學生。5月7日上午，被捕的學生全部被釋放。學生釋放后，斗爭并沒有結束。

　　北洋政府對學生繼續采取嚴厲鎮壓手段，學生仍然堅強不屈，運動日益擴大。在眾志成城的氣氛下，北京學生決定從6月3日起，所有出發講演的學生都挺起胸膛，放大聲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舉行講演。其間，周炳琳多次和同學們一起上街演講。

　　6月2日下午2時許，黃巖籍北大學生牟謨與7位北大學生一起到街頭以賣國貨為名進行講演，被巡警逮捕抓走。在獄中，牟謨與警察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后來被捕學生被汽車送回學校。

　　6月3日，北京20多所學校各有數百名學生再次上街進行游行等愛國行動。當天，有170多人遭非法逮捕。6月1日至3日間，北京被捕的學生達兩三千人，監獄容納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為臨時監獄。

　　五四愛國運動已突破了知識分子的范圍，發展成為以工人為主力、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范圍的群眾愛國運動。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6月10日，罷免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后來，北京軍閥政府的總統徐世昌，在群眾威力之下，不得不去電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字。

　　1919年6月，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周炳琳被選為常務委員兼秘書，主持編輯《全國學生聯合會日刊》。1919年夏，他和北京學生代表在上海謁見孫中山先生。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成為傳播新思想的社團之一。周炳琳參加了學會，并被選為第一組月刊編輯員，協助李大釗編輯《少年中國》月刊。1920年1月1日，周炳琳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上撰寫了《“五四”以后的北京學生》一文。3月，參加發起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積極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1920年7月，由上海民族資本家穆藕初贊助，經蔡元培選拔，周炳琳等5位北大同學赴歐美留學。

　　1925年8月，周炳琳回國，應聘為北大經濟系講師。后來，周炳琳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等職。解放后曾任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等職。

　　五四運動期間，黃巖籍北大學生王恭睦激于愛國參加活動，被北洋軍閥逮捕，入獄月余。王恭睦系黃巖澄江橋頭王人，1900年12月出生，中學就讀于省立第六中學（臺州中學前身），192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后赴德國留學，入慕尼黑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后，歷任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國立武漢大學教授、教育部地質礦物名詞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牟正非積極參與五四運動被逮捕，成為參加五四運動當天唯一被捕的黃巖籍北大學生，被捕后被囚禁在一間擁擠骯臟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個大炕。

　　黃巖有一位五四運動當天唯一被逮捕的北大學生，他的名字叫牟正非（振飛）。1893年，牟正非出生在茅畬下街。牟正非中學求學于清獻中學堂（黃巖中學前身）和浙江第六中學。

　　牟正非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參加了1919年五四運動。隨后，軍警出面控制事態，并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牟正非被逮捕，是32名被逮捕的學生之一。那么，他們被逮捕后的情況又是怎么樣的呢？

　　陳藎民在回憶中說：“當天逮捕后把我們押解到步軍統領衙門，經過審問、登記后，關進牢房。……直到當晚半夜，又把我們押解到警察廳。”《五四》一書的記載是：“五四之夜被捕學生初分在兩處：步軍統領署12人，警廳20人，旋統歸并警廳。”這條史料說得比較確切，也就是，最初的時候，是把被捕的學生關在兩個地方。之后，又統一集中關在了警察廳。

　　據被捕北大學生許德珩等回憶，被捕的學生被囚禁在一間擁擠骯臟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個大炕，擺著兩個尿桶，臭氣熏天；每隔半小時看守便命令學生抬一下頭或翻一下身，以證明還活著；看守給每人發一個大窩頭充饑，在屋里放一桶開水；每天中午放風一次，學生們只能利用這個時間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上上廁所。看守們對他們這些讀書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們，有時還告訴他們外面的情況。只有那個看守長每天都要訓話，說些服從長官、不許擾亂社會秩序的話，學生們聽得不耐煩，便編了一段順口溜諷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頭來訓話。”

　　5月7日上午11時許，牟正非等32人被全部釋放。北大全體學生都在漢花園紅樓北面的廣場上等候同學們歸來。同學們分別坐著三輛小汽車回來的。廣場各放著五張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學二十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學們見面。蔡校長也在場。大家的情緒都萬分激動，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蔡元培校長講了幾句安慰并勉勵的話，大家激動得熱淚盈眶。

　　同年，牟正非從北京大學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留校任教。抗戰時回家，任茅畬鄉長，協助中共黨組織，進行抗日活動。后來，牟正非擔任過黃巖縣立中學校長。解放后，在臨海師范、臺州護士學校、寧波護士學校、浙江省衛校任教。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黃巖的傳播，從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黃巖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當時在北京有黃巖會館，所以五四愛國運動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黃巖。縣立中學師生奮起響應，聯合城區紫陽、璇珠高等小學和崇仁女校等各校師生舉行集會游行，聲援五四運動。臺州各地也開展聲援五四運動，成立了臺州救國協會和“乙丑讀書社”，為臺州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崔真吾是最早來黃巖傳播馬克思主義進步思想的革命青年。崔真吾是寧波鄞縣人。1923年夏，崔真吾從寧波效實中學畢業。同年秋，應聘到黃巖縣立中學任英文教員。他向學生介紹《新青年》《湘江評論》《語絲》等進步刊物，宣傳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為黃巖縣立中學不久后成立的“共新學社”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崔真吾的啟發引導下，以管啟宇為首的一批進步學生和畢業校友，組織了“共新學社”，同時管啟宇和他的社友還創辦了《共新》半月刊。《共新》先后共出了20期，發表進步文章，宣傳和探討社會改革問題，對青年學生產生了較大的思想影響。黃巖反動當局唯恐其赤化學生，令校方將其解聘。1924年1月，崔真吾離校。

　　1927年初，時駐寧波的國民黨省黨部常委兼中共浙江黨團書記宣中華，派共產黨員汪維恒來臺屬各縣指導改組或建立國民黨組織，同時秘密發展共產黨組織。通過考察，汪維恒秘密發展管氏兄妹倆加入共產黨組織。管啟宇、管啟蘊兄妹成為黃巖最早的兩名共產黨員。因建黨小組人數不足，設立了黨的通信站。

　　1927年9月，中共臨海縣委派人秘密發展林泗齋、王寶珩、金毅成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臨海黨組織派來接收干部王保均，在黃巖城內公園為他們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黃巖支部，由林泗齋擔任黨支部書記。這是黃巖第一個共產黨支部。在革命處于低潮的艱苦形勢下，黨支部的建立，為以后黃巖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尤其是縣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黃巖黨支部成立以后，黨團組織有較大發展。到5月份，全縣黨組織從原來的3個支部迅速發展到24個支部（黨團員合編），黨團員達到160多人。

　　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縣級領導機構。1928年5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團省委書記曹曉時（曹策）來臺州巡視，在黃巖東南鄉蔣僧橋（今屬路橋峰江）支部書記戴大夫家召開黨和團活動分子會議。會議根據全縣黨組織的發展狀況，決定成立中共黃巖縣委，林冶任書記，林泗齋、戴大夫為委員。中共黃巖縣委的成立，揭開了黨領導黃巖革命斗爭歷史的新篇章。

　　五四運動最終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歷史洪流中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青春樂章。五四精神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形成的先進價值觀，有志青年要擔負起歷史重任，在時代大潮中建功立業，激揚青春，開拓人生，奉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