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屏幕，觀看在北京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得知從臺州走向世界的“汽車大王”李書福被授予“改革先鋒”后，82歲的王植江感慨萬分，“1978年，臺州人均GDP只有224元4角4分，是浙江省倒數第一。窮則思變，才有了股份合作制的興起以及之后民營經濟的輝煌。”

　　從“一窮二白”的農業社會，到“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從“打硬股”“股份制”，到如今的“制造之都”。臺州這片“一遇雨露就發芽，一有陽光就燦爛”的熱土，民營經濟在此誕生、發展、壯大，艱難曲折且又矢志不渝。

　　敢為人先 開啟股份合作制先河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和社會結構的轉型，臺州開始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各地逐漸釋放改革活力。

　　1980年，浙江臨海縣(現屬臺州臨海)雙港區創辦金屬薄膜廠，但由于資金不足，時任中共雙港區委正副書記帶頭以股份形式向社會籌集資金2萬元，每股500元，入股者參加企業分紅，開創了中國股份合作辦企業的先河。

　　“以前的社辦、村辦企業因為產權不明晰，導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企業支撐吃力。”談及當年籌辦時候的現狀，原中共雙港區黨委副書記王植江談道，“農民分田到戶后的熱情空前高漲，在此情形下，推出股份合作制經濟形式來促進原有的企業發展已成一種必然趨勢。”

　　在此背景下，“所以就算上面大討論，我們繼續自己甩手干。”王植江坦言，實踐證明敢想敢做的臺州人并沒有走錯路。

　　雙港金屬薄膜廠由此成為了第一家“吃螃蟹”的企業。在當時，因為基層干部參加入股分紅，一時間猶如巨石擊水，涌起千層浪。

　　無獨有偶。1981年，溫嶺縣(現屬臺州溫嶺)牧嶼公社青年農民陳華根與朋友合股，籌集資金9000元，創辦了一家只有10多人的小企業。1982年冬，陳華根和幾個合伙人來到溫嶺縣工商局，要求辦理集體企業的執照。

　　事實上，他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戴集體企業這頂“紅帽子”怕不能注冊；戴上“紅帽子”，又怕企業產權不明晰，不利于自主經營。陳華根和合伙人希望先領到工商執照，戴上“集體企業”的“紅帽子”，以后再擇機應變。

　　1982年12月18日，溫嶺縣工商局經慎重研究，為陳華根等頒發了［1982］第74號文件：“同意建辦溫嶺縣牧嶼牧南工藝美術廠，企業性質屬社員聯營集體”。這是經工商部門核準登記的中國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

　　大浪淘沙 創造民營經濟新輝煌

　　“如果出問題，大不了我們回家賣紅薯去，你來煮，我來賣。”1986年10月23日，時任浙江省黃巖縣(現屬臺州黃巖)委書記孫萬鵬的這句調侃，道出了改革開放“探路者”的改革魄力。

　　回憶起中國首個由地方黨委、政府正式頒布的推行股份合作制的“紅頭文件”——《關于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簽發的“歷史一刻”，在時任黃巖縣農工部副部長楊明看來，“決絕程度并不亞于為出臺家庭聯產承包制，安徽鳳陽小崗村18家農戶按下紅手印的時刻。”

　　一石激起千層浪，臺州先后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股份合作企業的通知(試行)》《臺州地區股份企業試點實施意見(試行)》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為發展股份合作制經濟“添把勁”。到1988年底，臺州這類企業已達9000多家，創產值37億多元。

　　從萌生到“嫁接”，從排斥到爭論，從接納到發展。1997年8月24日，《人民日報》以“富有實效的探索”刊文，首次向全國推介臺州股份合作制的經驗。

　　這種集股份與合作于一身，聯勞動與資本為一體的嶄新經濟組織形式，在臺州乃至中國煥發了蓬勃的生命力。

　　改革的春風勁吹臺州，“草根經濟”煥發新活力，造就了臺州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由弱變強，孕育了一批走向世界的臺州企業。

　　“中學時期，改革開放的春雷就在我心中激起千層浪花。”自詡“放牛娃”的李書福說，高中還沒有畢業，他就開始期待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各種夢想。從照相館到冰箱廠，從摩托車到汽車……沒有人能想到，嚷著“四個輪子兩張沙發”的李書福，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實現了讓中國汽車跑遍世界之夢。

　　解決“有沒有”的問題，造就了臺州曾經的輝煌；面對“好不好”的時代背景，臺州以“創新”“轉型升級”來回應，一場如火如荼的“科技新長征”，讓民營經濟新輝煌的種子，生根發芽。

　　從一家作坊式縫紉機工廠起步，杰克股份不僅開創了中國縫紉機海外并購的先河，并嘗試從設備制造商到智能制造成套解決方案服務商的角色轉變。

　　如今，以世界級制造集群為方向，臺州積極搶灘制造業的“高端陣地”。數據顯示，2017年，臺州GDP突破4000億元，短短近40年，增長了430多倍。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10.8%，增速居浙江省第1位。

　　“改革開放造就了民營經濟今日的輝煌。”改革開放40年之際，臺州市委書記陳奕君在全面深化改革再創民營經濟新輝煌大會上曾表示，要將改革進行到底，再創民營經濟新輝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