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臺州頻道3月9日訊（浙江在線記者 陳佳瑩）歲末年初，“黑天鵝”突如其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湖北、全國、全球，被世衛組織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才能守住治理的底線。

　　面對危機，我省在全國率先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推出十大最嚴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及時出臺糾偏責任令，提出原則上不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出臺硬核實招復工復產……

　　浙江公共應急能力背后的治理邏輯、決策機制和執行體系究竟如何？

　　前瞻　

　　把準風險演變的規律

　　1月23日中午，浙江在國內率先啟動一級響應，并推出“十個最”的防控舉措。其實，當時浙江只查出27例確診病例，這一舉措因此引起全國矚目。

　　此舉并非小題大做，而是基于對疫情風險的準確預判和長期養成的憂患意識、敏銳嗅覺。作為沿海省份的浙江，經歷過臺風、泥石流等一次次自然災害的錘煉，特別重視對重大風險的分析和研判。

　　這一次，人們又一次嗅到了風險的氣息。

　　杭州省府路8號大院內，早已是夜以繼日連軸運轉，信息、數據、預測，八面來風。參與決策過程的省政府副秘書長陳廣勝說：“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親自掛帥、靠前指揮，啟動集體會商和綜合研判機制，第一時間形成戰時狀態和扁平化決策模式。”

　　“平安底線絕不能失守，否則治理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浙江的快速反應，正是源于應對風險的前瞻性，努力把準摸透風險演變的特點規律。尤其是在省內實施10多年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常態化地梳理和分析各個領域的重大風險，做到了抓早、抓小、抓苗頭。

　　“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隨后我們看到武漢也果斷采取了諸如‘封城’等非常舉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事態的嚴重性。”陳廣勝記得，當時最讓省委省政府關注的是，浙江與湖北尤其是武漢之間的人員往來情況。浙江一直是流動人口大省，在武漢的浙商有著幾十萬量級，湖北更是浙江外來勞務協作大省，在重大疫情面前，人員頻繁流動勢必容易使疾病快速傳播和擴散。“基于對形勢的判斷，省委省政府果斷決策，直接將應急響應級別提升到了頂格，作了打大仗、硬仗的準備。”陳廣勝回憶。

　　靠著一套靈敏高效的矛盾風險監測、研判、評估機制，浙江各地也紛紛搶先出手，不令而行。

　　“在國家和省級層面尚未明確疫情防疫具體要求時，我們在1月初就密切關注肺炎走勢。”紹興市委副秘書長孫愛保記得，1月13日，紹興衛健系統便提前進入作戰狀態，暫停春節休假，并借鑒SARS、H7N9防控預案迅速修訂應急預案，成立聯防聯控機制。

　　“臺州與‘重災區’溫州接壤，椒江更是主城區，必須當機立斷。”椒江區委書記陳挺晨說，早在1月17日，椒江就啟動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全面篩查有高危地區居住史、旅行史、接觸史的重點人員，“通過排查了解到，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樓上的眼鏡市場，也有椒江人在經營，我們第一時間進行精準防控。”

　　隨后的事實證明，浙江啟動一級響應勢在必行。“解決復雜問題的決策背后，通常基于多種因素、多種利益、多種風險之間的權衡和把握，因而必須抓住主要矛盾，而控制疫情在當初其實也是保經濟、保民生，這是一切工作、一切發展的基礎，必須放到最重要位置。”陳廣勝說。

　　“‘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優勢，‘數據跑路’的機制效應，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發揮了獨特作用。”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柏乃說。

　　專家認為，有效的危機治理關鍵，在于長效的常態治理。面對疫情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實現常態治理到應急治理的迅速切換，成為浙江“疫考”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常態治理優勢隨之轉換成應急治理效能。

　　先機　抓住突破口應勢而動

　　公共應急能力，特殊在一個“急”字，關鍵在一個“應”字。如何快速執行決策，同樣考驗一省一地的公共應急能力，只有根據形勢的不斷變化，應勢而動，才能贏得先機。

　　“一級響應能快速落地得益于已有應急指揮體系的順暢運行。”紹興市委副書記陳澄告訴記者，經歷過G20杭州峰會、世界互聯網大會等重要會議，各地應急指揮運作體系比較成熟，紹興市在第一時間以“指揮部+工作組”的形式快速展開工作。“一開始是1個總指揮、3個副總指揮、5個工作組，隨著疫情的變化發展，逐漸增加到7個副總指揮和10個工作組。”陳澄說。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治理的動力。各地在應對疫情時，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和效果導向，抓住治理的突破口及時出手。

　　“疫情瞬息萬變，不能只坐等上級指示。”義烏市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大年初一，義烏就組建了黨群突擊隊，3.1萬名黨群突擊隊員立刻展開全面排查。

　　特殊時期醫療物資保障更受關注。“去年，我們系統調研了全省醫療儲備管理體系，針對存在的短板寫了一份優化專項研究報告。”在疫情來臨時，這份由省經信廳牽頭的調研成果提前摸底，讓消費品工業處處長李京寧有了一點底氣。“1月21日上午我們就啟動了醫藥儲備響應機制”。

　　在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浙江不斷用創新的辦法解決治理中的新問題，針對性采取緊急性應對、封閉式管控、精密型智控等防控策略。如何擇時？如何把握“度”？浙江的選擇是傾聽群眾聲音，抓住問題、聚焦短板，提升應對速度。

　　當口罩供應緊張時，經信部門負責人主動解疑釋惑；當部分地區出現恐慌搶購時，商務部門負責人隨即破除謠言，穩定市場情緒。

　　面對公共應急事件，一個回應型的政府，才能及時化解各種苗頭性問題。

　　浙江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曾一度“刷屏”。彼時，一些地方在防控過程中出現擅自升級管控措施的現象。“那時候我也看到了不少網民留言，包括有一些朋友、熟人發來的信息。省領導對來自民間的聲音、對社會公眾的訴求十分關切，及時進行了研究部署。”陳廣勝告訴記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浙江迅速出臺針對管控糾偏的2號責任令，提出“盡可能減少疫情防控對群眾生產生活帶來的不便影響”。

　　“沒有人能神機妙算保證政策預期和最終效果分毫不差，但是及時的信息獲取機制和研判回應機制，能讓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截彎取直’。”事非經過不知難，陳挺晨深有感觸，在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僅要預判趨勢，迅速出臺政策措施，更要動態評估政策效果，快速及時優化。

　　在突發事件應對中，省里鼓勵各地根據疫情發展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積極開展基層治理創新實踐。基層的首創精神是我省應對疫情最有效的利器。有關專家說。

　　特色　互動中釋放市場力量

　　地方治理，從來不只是政府的單打獨斗。

　　“地方政府需要一個更加適應于多元主體參與的公共治理機制。公共應急能力建設光靠政府遠遠不夠，必須在與市場、社會的緊密互動中共同應對疫情。”正如范柏乃所說，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最大特色和優勢所在，在公共衛生治理體系中，離不開市場的力量，離不開民間的力量。

　　阿里巴巴，此次疫情中亮相最多的企業之一，參與足跡從物資捐贈到線上教育，再到健康碼和社區防疫系統。2月10日下午舉行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民政部發言人向互聯網企業呼吁：能不能開發一個服務社區抗疫的軟件，這比捐10個億還管用。7個小時后，阿里云便聯合支付寶、釘釘推出了免費的智能社區疫情防控小程序。

　　企業的快速參與背后有政府引導的身影。“浙江應對及時，很大程度上源于浙江政府與企業間的良性互動，政府了解企業發展狀況、能給社會提供什么服務、在產業鏈中扮演什么角色，這才能在應急時快速聯動最匹配的企業。”阿里巴巴集團央企合作部公共事務總監竇偉說。

　　浙江省商務廳電商處負責人告訴記者，此次疫情中，眾多電商企業也為政府提供了應急支持，各行業垂直電商平臺不僅成為全球物資采購的生力軍，更為所在行業主動開發資源對接平臺、員工共享平臺等，為眾多受物理空間所困的企業搭起線上橋梁。

　　直面市場的企業，非常適應多變的需求，貼近企業的浙江政府也天然帶有市場的基因。

　　李京寧至今仍記得：“1月21日我們去應急平臺調研時就意識到，靠當時的儲備遠遠滿足不了未來需求，第二天廳里就決定把儲備和生產聯動起來，迅速摸排醫療物資重點企業生產能力，發動企業春節持續生產，協調解決企業面臨的各項原材料和人員短缺困難。”

　　浙江強大的制造業體系為公共應急提供了雄厚的支撐。2月13日，浙江成立“口罩專班”，在保證全省口罩企業滿負荷生產的情況下，又確定了一批企業轉產口罩。生產高端時裝的雅瑩集團把精品車間改造成了口罩工廠；生產家具的喜臨門謀劃起了熔噴布項目……全省各縣市區幾乎均有企業火線轉產應急醫療物資。這是一場省地聯動、政企聯動、黨群聯動的全民大動員。

　　“我們負責口罩等醫療物資的資源調配，形成了先保障衛健系統，后保障交通、公安等卡口單位，再優先供給疫情嚴重地區，剩余進行全省統籌的調配機制。”李京寧說，此次疫情后，省經信廳將進一步完善醫藥應急儲備機制，引導省內有條件的市縣建立地方醫藥儲備制度，作為省級儲備的補充，更重要的是加強生產能力儲備，提高其儲備占比，同時加強儲備基地建設，做到關鍵時刻調得出、用得上。

　　1583723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