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10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分別授予“共和國勛章”“友誼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獎章并發表重要講話。

　　臺州玉環人高銘暄，今天被授予國家榮譽稱號獎章。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黨中央決定，首次開展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集中評選頒授，隆重表彰一批為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功勛模范人物。

高銘暄

　　高銘暄，男，漢族，中共黨員，1928年5月生，浙江玉環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他是當代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作為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學者、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的撰寫者和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的主編者，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法制日報、法治周末等各大媒體曾多次報道過高銘暄的事跡。

　　2018年6月22日，在《我與刑法七十年》新書發布會現場，高銘暄一直在認真聽現場與會者的發言，這些與會者有他的同輩，他的朋友和學生，他們都是為高銘暄七十年的刑法人生而來。

　　從1947年進入浙江大學法學院至今，高銘暄與刑法學已經結緣70載有余：參與中國第一部刑法典起草，主編“文革”后第一部最權威的刑法教科書，成為第一位刑法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那些不曾隨著歲月而消逝的記憶，經高銘暄口述后被集結成冊，《我與刑法七十年》的15余萬字，記錄著他的學術人生。

　　這位“視刑法學為至愛”的刑法學泰斗，在向記者解惑他能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的理由時，平靜又鏗鏘有力地說了句：“要把中國刑法學搞上去，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初心

　　玉環市的古漁村鮮迭，又叫鮮疊村，海鮮豐盛、層疊不盡，天天看著家門前船來船往，是出生于此的高銘暄幼時最深刻的記憶。

　　高銘暄小時候，鮮迭老家就曾被日軍的炮彈打去半爿，租住那房子的人被打死了；甌海公學讀初中一年級時，日軍入侵溫州城，學校無奈遣散學生，他和十多個非溫州城里的孩子在老師帶領下，在山區步行了十來天才回家；高中時期，溫州中學又被迫遷往雁蕩山的靈巖寺上課……那天晚上，他和堂弟聊天到深夜：兩個日本兵進村，整村的人逃的逃藏的藏；日本地圖只如一只小蠶，中國地圖（當時含蒙古共和國部分）像一張大桑葉，偌大的中國，就這樣被蠶食，老百姓總受欺負！他和堂弟相互勉勵，立志要做個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

　　這一切，鼓勵著高銘暄的求學意志，也激發了他對家國的感情。隨著對社會理解的深入，又在法官父親的影響下，高中期間，高銘暄把自己的終生目標定位為法律，希望將來能為中國法制的健全出力。考大學填志愿時，他一氣報了武漢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的法律專業，并全部被錄取。1947年8月，考慮到父親當時在杭州法院工作，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高銘暄選擇了有“東方劍橋”之譽的浙江大學。著名的法學家李浩培先生任法學院院長，親任高銘暄的刑法總則老師。

　　新中國成立后，浙大法學院被撤，在李浩培的幫助下，高銘暄輾轉到北京大學繼續學法律。畢業之際，正好有蘇聯專家來北大招刑法學研究生，他由此與刑法學結下一生淵源。

　　昔年孜孜求學的青蔥少年，到如今著作等身的皓首老者，高銘暄被譽為“刑法學泰斗”、“新中國刑法學奠基人之一”。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參與中國刑法立法起草38稿的學者，中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導；他著有專著6部，主編、參與著述100余部，論文300余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1993年主編的《新中國刑法科學史》，填補了新中國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

　　盡管如今的高銘暄是人們口中的刑法學泰斗、著名法學家，而他最珍視的還是那三尺講臺。

　　“我選擇了教書育人，就矢志不渝。”高銘暄略帶笑意地說。

　　除了“文革”時期，高銘暄一直堅持在教研崗位上，自1984年1月成為我國刑法第一位博士生導師以來到2018年，已經培養了67位刑法學博士生。所有學習中國法律的人，都繞不開他的著作和思想……但這些成就，并未留住他深遠的目光。

　　隨著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中國與國際接軌的角度日益深廣。1984年，中國司法部首次派代表參加在開羅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刑法大會。成立于1924年的國際刑法學會是全球最高端的刑法研究機構，此前與中國學界未曾正式接觸。1987年，高銘暄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舉行的國際死刑問題研討會。同時，受中國法學會的委托，他與國際刑法學協會的有關負責人就中國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事宜進行了初步洽談。1988年4月，在多方支持下，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正式成立，高銘暄任副主席；同年6月，國際刑法學協會理事會正式接納中國分會為其國家分會會員。

　　在國際刑法學界的影響下，中國的刑法學學界變得更加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得到更加科學而迅速的發展。近年來，在高銘暄等人的積極倡導下，中國的死刑改革、取消勞教制度、提倡社區矯正等工作得到了有效推進。

　　凝結著他多年心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高銘暄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保住他從1954年10月的十年間的早期刑法立法資料，“成為學界不能彌補的空白”。

　　“我年歲已大，但心不老，愿意繼續工作。”在高銘暄心中有著一點志氣，“只要我們的國家富強，有影響力，有吸引力，刑法學就會做大做強，不會矮人一截”，刑法學應該成為一門顯學。

　　2015年，當高銘暄成為首位獲得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的“切薩雷·貝卡利亞獎”的亞洲人時，他考慮再三，用自己并不熟練的英語作答謝辭，“這份榮光不僅僅屬于我個人，首先屬于我的祖國，屬于中國刑法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