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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城臨海的巾子山上，有十多處歷代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

　　摩崖石刻最集中的當數三元宮后壁的伏龍巖了，我們現在能清楚見到的有“今之女宗”“活潑潑地”“渟泉”“別有天”“恩同生佛”“枕漱”“水流云平”等七八處，多為清代道光和咸豐年間所刻。

　　但另有一處宋代摩崖，卻鮮為今人所知，而此石刻是巾子山最早的，也是唯一有史籍確切記載的宋代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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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石刻位于三元宮臥佛殿后面的峭壁上，佛殿后墻與石壁僅有兩步來寬，左右兩邊有磚墻與外界隔斷，只有佛殿后墻一扇小門可通，極為隱蔽，并且常年加鎖，游人難以涉足。

　　故此石刻漸漸不為今人所知，《臨海文物志》《臨海文化史話》《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臨海》中有關摩崖石刻的章節(jié)，對此皆未述及。

　　由于石刻所在的崖壁前傾，減少了雨水的沖刷，加上前有殿墻嚴嚴實實地遮擋，陽光難以透入，對石刻起了很好的保護作用，以致經歷數個朝代，字跡依然清晰。

　　石刻文曰：“胡承公同弟成美來游，男羽兆侍行，癸丑清明日題。”全文共20字。對于這方石刻，光緒《臺州府志》有載：“摩崖高二尺八寸，廣二尺四寸，四行，行五字，正書，徑五寸。在郡城巾子山三官堂（即今三元宮）后伏龍巖。”清代臨海學者洪頤煊《臺州札記》考證，刻石時間癸丑年當是宋朝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如此算來，距今已有890年，比起此前明萬歷8年建成的三元宮，還要早4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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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承公何許人也？《臨海補志料》有記載：“承公，世將字也。”《宋史》的記載也極為簡單：“胡世將，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為監(jiān)察御史，除徽猷閣待制，禮部侍郎。紹興九年為寶文閣直學士，宣撫川陜，十一年資政殿學士致仕。”

　　關于胡承公與臨海的淵源，有二說：

　　一為“經由說”，緣自洪頤煊的《臺州札記》：“《天臺集》有胡世將《癸丑三月十日自涌泉寺過吳文叟山居》詩，與此題名相去不多日，當亦一時所經由也。”

　　二為“謫居說”，緣自《臺州金石錄》：“嘉靖《臨海志·流寓傳》載胡世將，稱其以兵部侍郎建炎中謫居于此，題名巾子山。”

　　本人傾向于“謫居說”，理由是臨城舊有胡公廟。近代臨海學者項士元先生《巾子山志》有“胡公廟”條目：“胡公廟，在巾子山三元宮之東，祀宋胡承公。”

　　清代臨海畫家傅濂有《謁宋胡承公廟因觀石壁題名》詩：“門外長江滾滾來，忠魂回首不勝哀。生全大節(jié)還南宋，死戀名山列上臺。鐵筆千年留姓字，龍巖十丈護風雷。蒼茫獨立重懷古，無限松濤萬壑催。”如果說胡承公僅僅路過臨海而在巾子山題字，鄉(xiāng)人便立祠奉祀，并對其稱頌有加，似乎說不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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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以為，胡承公對臨海一定有過較大的貢獻，要不邑人不可能立祠專祀，而且胡公在臨海居住的時間也不會太短，否則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為。

　　因此，“經由說”難以站得住腳。近聞三元宮師太有重建胡公廟之意，可見邑人至今沒有忘記胡公。那么，到底胡公對臨海作出過哪些貢獻呢？可惜的是史料缺乏記載，按照項士元先生《巾子山志》記載的“每值神誕，邑城絲線業(yè)工商聚焉”分析，胡公當是對臨城的絲線業(yè)作出過較大的貢獻。

　　毋庸置疑的是，“胡承公題名”石刻無論從鐫刻年代上來說，還是從其具有的歷史內涵來說，都應該是臨城諸多摩崖石刻中較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