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17日簽署主席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17日下午表決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定，授予42人國家勛章、國家榮譽稱號。

　　高銘暄被授予國家榮譽稱號

　　根據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紀蘭（女）、孫家棟、李延年、張富清、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女）“共和國勛章”。

　　授予勞爾·卡斯特羅·魯斯（古巴）、瑪哈扎克里·詩琳通（女，泰國）、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坦桑尼亞）、加林娜·維尼阿米諾夫娜·庫利科娃（女，俄羅斯）、讓-皮埃爾·拉法蘭（法國）、伊莎白·柯魯克（女，加拿大）“友誼勛章”。

　　授予葉培建、吳文俊、南仁東（滿族）、顧方舟、程開甲“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授予于漪（女）、衛興華、高銘暄“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授予王蒙、秦怡（女）、郭蘭英（女）“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授予艾熱提·馬木提（維吾爾族）、申亮亮、麥賢得、張超“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啟民、王繼才、布茹瑪汗·毛勒朵（女，柯爾克孜族）、朱彥夫、李保國、都貴瑪（女，蒙古族）、高德榮（獨龍族）“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號；授予熱地（藏族）“民族團結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董建華“‘一國兩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樊錦詩（女）“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臺州驕傲：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

　　高銘暄，男，漢族，中共黨員，1928年5月生，臺州玉環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他是當代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作為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學者、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的撰寫者和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的主編者，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法制日報、法治周末等各大媒體曾多次報道過高銘暄的事跡。

　　2018年6月22日，在《我與刑法七十年》新書發布會現場，高銘暄一直在認真聽現場與會者的發言，這些與會者有他的同輩，他的朋友和學生，他們都是為高銘暄七十年的刑法人生而來。

　　那些不曾隨著歲月而消逝的記憶，經高銘暄口述后被集結成冊，《我與刑法七十年》的15余萬字，記錄著他的學術人生。

　　這位“視刑法學為至愛”的刑法學泰斗，在向記者解惑他能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的理由時，平靜又鏗鏘有力地說了句：“要把中國刑法學搞上去，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初心：做個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

　　玉環市的古漁村鮮迭，又叫鮮疊村，海鮮豐盛、層疊不盡，天天看著家門前船來船往，是出生于此的高銘暄幼時最深刻的記憶。

　　高銘暄小時候，鮮迭老家就曾被日軍的炮彈打去半爿，租住那房子的人被打死了；甌海公學讀初中一年級時，日軍入侵溫州城，學校無奈遣散學生，他和十多個非溫州城里的孩子在老師帶領下，在山區步行了十來天才回家；高中時期，溫州中學又被迫遷往雁蕩山的靈巖寺上課……那天晚上，他和堂弟聊天到深夜：兩個日本兵進村，整村的人逃的逃藏的藏；日本地圖只如一只小蠶，中國地圖（當時含蒙古共和國部分）像一張大桑葉，偌大的中國，就這樣被蠶食，老百姓總受欺負！他和堂弟相互勉勵，立志要做個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

　　這一切，鼓勵著高銘暄的求學意志，也激發了他對家國的感情。隨著對社會理解的深入，又在法官父親的影響下，高中期間，高銘暄把自己的終生目標定位為法律，希望將來能為中國法制的健全出力。考大學填志愿時，他一氣報了武漢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的法律專業，并全部被錄取。1947年8月，考慮到父親當時在杭州法院工作，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高銘暄選擇了有“東方劍橋”之譽的浙江大學。著名的法學家李浩培先生任法學院院長，親任高銘暄的刑法總則老師。

　　新中國成立后，浙大法學院被撤，在李浩培的幫助下，高銘暄輾轉到北京大學繼續學法律。畢業之際，正好有蘇聯專家來北大招刑法學研究生，他由此與刑法學結下一生淵源。

　　昔年孜孜求學的青蔥少年，到如今著作等身的皓首老者，高銘暄被譽為“刑法學泰斗”“新中國刑法學奠基人之一”。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參與中國刑法立法起草38稿的學者，中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導；他著有專著6部，主編、參與著述100余部，論文300余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1993年主編的《新中國刑法科學史》，填補了新中國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

　　最珍視：三尺講臺上教書育人

　　盡管如今的高銘暄是人們口中的刑法學泰斗、著名法學家，而他最珍視的還是那三尺講臺。

　　“我選擇了教書育人，就矢志不渝。”高銘暄略帶笑意地說。

　　自1984年1月成為我國刑法第一位博士生導師以來到2018年，他已經培養了67位刑法學博士生。所有學習中國法律的人，都繞不開他的著作和思想……但這些成就，并未留住他深遠的目光。

　　隨著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中國與國際接軌的角度日益深廣。1984年，中國司法部首次派代表參加在開羅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刑法大會。成立于1924年的國際刑法學會是全球最高端的刑法研究機構，此前與中國學界未曾正式接觸。1987年，高銘暄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舉行的國際死刑問題研討會。同時，受中國法學會的委托，他與國際刑法學協會的有關負責人就中國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事宜進行了初步洽談。1988年4月，在多方支持下，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正式成立，高銘暄任副主席；同年6月，國際刑法學協會理事會正式接納中國分會為其國家分會會員。

　　在國際刑法學界的影響下，中國的刑法學學界變得更加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得到更加科學而迅速的發展。近年來，在高銘暄等人的積極倡導下，中國的死刑改革、取消勞教制度、提倡社區矯正等工作得到了有效推進。

　　凝結著他多年心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高銘暄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保住他從1954年10月的十年間的早期刑法立法資料，“成為學界不能彌補的空白”。

　　“我年歲已大，但心不老，愿意繼續工作。”在高銘暄心中有著一點志氣，“只要我們的國家富強，有影響力，有吸引力，刑法學就會做大做強，不會矮人一截”，刑法學應該成為一門顯學。

　　2015年，當高銘暄成為首位獲得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的“切薩雷·貝卡利亞獎”的亞洲人時，他考慮再三，用自己并不熟練的英語作答謝辭，“這份榮光不僅僅屬于我個人，首先屬于我的祖國，屬于中國刑法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