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島湖女孩章子欣事件，成為近幾天頭條社會新聞，搶了國人整整10天焦慮的眼球。

　　按照互聯網傳播規律，事件只剩下兩個疑問：那倆人為什么要帶走章子欣？章子欣是怎么死的？盡管排除了人們事先的幾個猜測，但相信也會有一個更加完整的說法出來。

　　幾乎這一事件又會被每日更新的新聞所淹沒。好在人們已經更多的在討論事件背后的社會成因。檢討有代表性的社會問題成因，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階梯。事件可以過去，檢討社會成因應該繼續。  

　　社會成因無疑是諸多方面。筆者更愿意從留守兒童這個社會成因去檢討分析。這是一個壓在社會學者心中幾十年的沉重問題。

　　工業化和城鎮化浪潮，讓80%居住在鄉村的農民開始大量的涌向城鎮。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打工潮”風卷全國。當時，有一種選擇叫離開，有一種趨勢叫進城。“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城鎮人口從1.5億不到上升到8億多人口。這是一個社會的巨大進步。

　　明年將會宣布全中國人民過上全面小康社會的生活。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的夢想。不要忘記背后的一個決定性作用，就是農民收入的70％以上是來自于工資性收入。工業化和城鎮化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社會規律告訴我們，巨大社會進步也會有重大代價來換取的。相比城鎮化快速發展，鄉村發展滯后甚至衰退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過程中，大量的留守老人特別是留守兒童的存在，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這也是城鎮化巨大進步所付出的一個重大代價。

　　作為十幾年的記者，可以說農村采訪比較勤的。在十多年前跑農村時，最讓記者糾結的是在農村所看到的留守兒童的情景。

　　那時的浙江農村，留守兒童是個普遍現象。走在鄉村，進入農戶，映入眼簾的大都是隔代的老人和孩子。特別是在世紀之交那幾年，農房還比較簡陋，環境比較骯臟，物質精神比較貧乏，特別是有不少兒童長期不與父母生活在一起，那種孤獨、無神、無助的眼神，多少年后也揮之不去。

　　記得一次在浦江采訪時曾對當地主政者聊起，浙江應該最早結束農民工“孔雀東南飛”現象，特別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曾關注，曾撰文，曾呼吁，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刻不容緩。每當有機會與在城打工者都真誠建議他們把子女帶在身邊，盡管知道他們也是有很多無奈。

　　筆者撰文授課都強調一個觀點，一個留守兒童會毀了三代人，這也算是一句“盛世危言”了吧？  

　　今天縉云同志明確的說，這個拐點的時間是五六年前開啟的。這與筆者的觀察是吻合的。這些年來，筆者在浙江農村不間斷的走動，最大的欣慰是留守兒童看到的越來越少了，有時幾乎很難見到一個。為浙江進步而自豪，為農村發展而高興，為鄉村兒童而欣慰。

　　記得三年前到蓮都區峰源鄉，走遍了所有行政村和幾十個自然村，只有在條件相當不錯的鄉學校里看到三十幾位留守兒童的學生，據說大都是家庭有特殊情況的孩子。在幾個偏僻的自然村里，還可看到一定數量的老人，但未見一個留守兒童與老人生活在一起。當時我很欣慰的把這一發現告訴了當地的主要領導，并積極建議陪同這位鄉村情結也很重的領導一起去學校看望了這些特殊的留守兒童。

　　筆者退休后在浙大繼續教育學院承擔著主要教授鄉村振興內容的課程，并走南闖北的授課和調研鄉村振興發展。可以說是把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作為鄉村振興和推進城鎮化的一個非講不可的話題，從未漏掉過。

　　在這中間，筆者都會比較欣喜的告訴外省的干部學員，浙江在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上可以說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可以說這是浙江城鎮化發展和鄉村發展的一個最大的成果。每講此處，筆者都會大大的舒緩一口氣，對鄉村未來都會添加一份希望。

　　這次千島湖女童章子欣的悲劇，再次攪動了社會對留守兒童問題的關注，也讓筆者放下的心重新糾結起來。說明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并非都已解決，況且章子欣女童還是筆者的家鄉千島湖人。讓筆者明白一個道理，留守兒童只要還存在，章子欣女童的悲劇還會再發生。任何在這個問題上的輕視、松勁和不努力、不作為，都是章子欣女童悲劇的社會成因。問題尚未解決，社會仍需努力。

　　浙江作為沿海省份，城鎮化和鄉村發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前列。相比而言，浙江留守兒童問題有了很大的緩解，但全國鄉村留守兒童仍是一個突出問題。

　　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是全國一盤棋的問題。問題在農村，根源重點還是在城鎮。只有盡全力解決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只有盡全力幫助農民工解決就業崗位，同工同酬，提高他們的經濟收入；只有盡全力幫助農民工解決居住和小孩讀書教育的實際問題，才能最大程度的幫助留守兒童待在他們父母身邊，也只有最大程度的避免章子欣女童悲劇的發生。

　　在緩解留守兒童問題上，政府的責任、擔當和能力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政府多出臺一些政策，多做一些實事，多化些錢到農民工身上，就可以讓他們有條件多把子女帶在身邊。

　　從人性關懷來說，盡可能讓未成年子女與他們的父母一起生活，是全社會最起碼的文明程度的要求，也是作為第二個經濟體大國著力去解決的一個迫切問題。這或許是章子欣女童悲劇留給社會的最大告白。

　　再去埋怨章子欣女童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社會成因的檢討和剖析，喚起社會對留守兒童的關注，肯定會更有價值。任何有社會價值的悲劇發生，若用社會進步來補償，恰恰是我們最要去做的事。

　　（本文作者系浙江日報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