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中師生不期而遇于雁蕩山

　　又是十年過去了，2019年的春天到了。學校組織學生到雁蕩山研學，我驀然想起老校友的囑托，心懷愧赧。趕緊查找郁達夫的作品，在閱讀與多方考據后，才還原部分的歷史：1934年10月27日至29日，郁達夫與日本留學時候認識的朋友王文伯從杭州經天臺來雁蕩山游歷，與黃中師生不期而遇于雁蕩山靈巖寺，之后寫下了《雁蕩山的秋月》這篇游記。

　　《雁蕩山的秋月》這篇游記全文5395字，從臺州的天臺寫到臨海、黃巖、溫嶺等縣，用了800字的筆墨，如數家珍寫下了天臺國清寺，臨海的華胥洞，黃巖的擺渡、橘子橘樹等。有意思的是，他的筆墨中用了609字寫與黃巖中學師生的相遇。

　　“在靈巖寺的西樓住下之后，天已經黑了。先去請教也住在寺中、率領黃巖中學學生來雁蕩旅行的兩位先生，問我們在雁蕩，將如何的游法？因為他們已經在靈巖寺住了三日，打算于明晨出發回黃巖去了。”

　　“約莫是午前的三四點鐘，正夢見了許多巖壁，在四面移走攏來，幾乎要把我的渺渺五尺之軀，壓成粉碎的時候，忽而耳邊一陣喇叭聲，一陣嘈雜聲起來了。先以為是山寺里起了火，急起披衣，踏上了西樓后面的露臺去一看：既不見火，又不見人，周圍上下，只是同海水似的月光，月光下又只是同神話中的巨人似的石壁，天色蒼蒼，只余一線，四圍岑寂，遠遠地也聽得見些斷續的人聲。奇異，神秘，幽寂，詭怪，當時的那一種感覺，我真不知道要用些什么字來形容得出！起初我以為還在連續著做夢，這些月光，這些山影，仍舊是夢里的畸形；但摸摸石欄，看看那枝誰也要被它威脅壓倒的天柱石峰與峰頭的一片殘月，覺得又太明晰，太正確，絕不像似夢里的神情。呆立了一會，對這雁蕩山中的秋月頂禮了十來分鐘，又是一陣喇叭聲，一陣整隊出發報名數的號令聲傳過來了，到此我才明白，原來我并不是在做夢，是那一批黃巖中學的學生要出發趕上大溪去坐輪船去了！這一批學生的叫喚，這一批青年的大膽行為，既救了我夢里的危急，又指示給我了這一幅清極奇極的雁山夜月的好畫圖，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激起來了，跑下樓去，就對他們的兩位臨走的教師熱烈地握了一回手；送他們

　　出了寺門以后，我并且還在月光下立著，目送他們一個個小影子漸漸地被月光巖壁吞沒了下去。”

　　八十五年過去了，個中的細節難以找尋。但我從先生的行文中讀出了他與黃中師生的相遇，才成就了這篇名作。先生寫道：

　　“雁蕩山中的秋月！天柱峰頭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處也不游，便爾回去，也盡可以交代得過去，說一聲‘不虛此行’了，另外在后面樓外的露臺上呆對著月光峰影，坐到了天明，坐到了日出，這一天正是舊歷九月二十的晚上廿一的清晨。”

　　“這一天的傍晚，本擬上寺右的天窗洞，寺左的龍鼻水去拜觀靈巖寺的二奇的，但因白天跑了一天，太辛苦了，大家不想再動。我并且還忘不了今晨似的山中的殘月，提議明朝也于三時起床，踏月東下，先去看了靈峰近旁的洞石，然后去響頭嶺就行出發，所以老早就吃了夜飯，老早就上了床。”

　　“然而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第二日早晨，雖則大家也忍著寒，拋著睡，于午前三點起了身，可是淡云蔽月，光線不明；我們真如在夢里似地走了七八里路，月亮才茲露面。而玩月光玩得不久，走到靈峰谷外朝陽洞下的時候，太陽卻早已出了海，將月光的世界散文化了。不過在殘月下，晨曦里的靈峰山，景也著實可觀，著實不錯；比起靈巖的緊湊來，只稍稍覺得疏散一點而已。”

　　通篇5395字僅有三小段600多字寫月亮，并把游記取名為《雁蕩山的秋月》，足見“秋月”是點晴之筆。就像文中寫道：“這一批學生的叫喚，這一批青年的大膽行為，既救了我夢里的危急，又指示給我了這一幅清極奇極的雁山夜月的好畫圖，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激起來了……”

　　歷史有時是由偶然產生的。黃中師生有幸與郁達夫定格于1934年10月雁蕩山的靈巖寺，郁達夫也有幸在雁蕩山的靈巖寺與青春少年交集。我想，正是那一刻，激發了先生的靈感，成就了其游記中的名篇。

　　郁達夫回杭州寫成《雁蕩山的秋月》

　　與黃中師生在雁蕩山的偶遇還沒結束。

　　回到杭州的郁達夫把游雁蕩的經歷寫成了《雁蕩山的秋月》，1934年11月9日定稿。同年，《雁蕩山的秋月》發表于1934年12月15日《良友》第100期特刊，并配發了雁蕩山相遇的科伯爾廠經理畢士敦Mr.H.H.Bernstein等人攝影的雁蕩山照片。

　　《良友》是一本什么樣的刊物？我查閱了這本民國時期上海出版的《良友》畫報1926年—1945年全集合訂本共計172期，才發現這本期刊當年發行全球，號稱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

　　有《良友》畫報。正如《良友》100期紀念特刊上說：“《良友》無人不讀：主婦，現代女性，工人，巡捕，老頭子，掌柜，帳房先生，戲院的顧客，茶店里的茶客，學生，小學生；《良友》無所不在：在茶幾，在廚房，在梳妝臺，在收音機旁，在旅行唱片機上，在公園里……”

　　在《良友》100期紀念特刊上發表《雁蕩山的秋月》后，這篇游記先后被編入《郁達夫文集》第三卷、《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釣臺的春晝》、《郁達夫代表作》等多個作品集中。

　　一次偶遇，成就了一段浙江現代文學史上的佳話。

　　與郁達夫相遇，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

　　四十多年前的一個秋天，那時我還是一位文學青年，正是“書荒”年代的荒蕪與國家開放初期的蓬勃交織的時期。

　　有一天，不經意地在學校圖書館讀到了郁達夫先生的一篇散文《故都的秋》，作品中神韻清絕、典雅質樸的意象，故都“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引得我對北京心馳神往。后來，又讀到了他的一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入微的心理描寫打動了我。我開始關注郁達夫先生，才知其是中國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革命烈士。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時序進入到2010年。那一年，我受命籌備校慶。在一個雨絲飄飄的春日，我端坐在辦公室中，與一位耄耋之年的校友聊著陳年的往事。他告訴我，20世紀30年代黃中師生在雁蕩山秋游時曾與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相遇，留下了許多的故事，希望我挖掘挖掘。七十多年過去了，往事成了依稀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