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戴漢順兩年前在山下騎電動三輪車撞了人，清貧的夫妻倆靠賣粽葉堅持償還4萬元賠償款。

　　戴漢順的妻子朱冬娟每攢夠一筆錢就下山一次，送到浙江臺州黃巖區人民法院寧溪法庭。每張紙幣都被壓得平整。聽說去之前，她會數很多遍，那些5元、10元、20元的零錢每加到100元，朱冬娟便橫折著一張鈔票裹一下。

　　在他們償還1.4萬元后，對方主動免除了他們剩余的債務。

　　去之前，我聯系黃巖區人民法院的同志，詢問采訪對象地址。得知那里不通公交車，便打算自己租輛車，按導航開上山。

　　“你找不到的！”法院同志非常肯定地說，他們堅持帶我過去。

　　老兩口家在黃巖區嶼頭鄉白石村下轄的自然村。村里“空了”，只有11位留守老人。當地人講，“村里的狗比人多”。

　　這是一個衛星地圖沒有定位的地方。天下著雨，山里的霧越來越重，能見度不足5米。越野車在竹林和懸崖間的盤山路上，小心地爬著。

　　山里的人進出一趟不容易。我想象著，每次去鎮上法庭還債的朱冬娟，掖著攢了許久的錢，沿著這條山路走下去。運氣好的話，能在路邊揮手搭上車。否則，她要走3個多小時山路。

　　我們在嶼頭鄉接上負責這個案子的法官付偉軍。他去過老戴家幾次，卻仍會在大霧里迷失方向。“上來一次不代表能上來第二次，昨天我們就迷路了！”坐在副駕駛位，付偉軍反復強調著，“他們家特別窮。”

　　朱冬娟用鍘刀把箬竹竿鍘成段

　　1、

　　“有多窮？”我在腦子里畫了個問號。

　　車在路的盡頭停下來，我們撐著傘，在泥路上步行了10分鐘。

　　66歲的朱冬娟短發、中等身材，穿著粗布藍大褂，在家門口迎接我們。這件在家干活的“工裝”，腋下裂開了寸許長的口子，里面棗紅底的花襖露出來，是我之前在新聞里看到的那件。

　　我站到朱冬娟面前的時候，她已經不再欠誰錢。

　　她在家門口將4把椅子擺成半圓，中間放著山里家家都有的簡易取暖器——一個鐵盆，里面燒著炭火。伴著漸升的溫度，煙熏火燎的味道粘到周圍人的發膚和衣裳上。

　　山上清冷，站幾分鐘便能凍透。屋外比屋里更暖和。

　　朱冬娟帶我參觀她的家。石頭砌墻，木板搭頂。支撐房子的木頭柱子發霉了，朱冬娟揮著鐮刀剜下去，里面已經腐掉，像黃色的海綿。

　　踩著沒有扶手的木臺階上樓，屋頂上的縫隙成了進光又漏雨的地方。樓上的一扇窗沒有玻璃，窗外樹枝蔓進來，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里唯一的亮色。

　　戴家門前

　　3盞6瓦的燈泡，一臺舊冰箱，是全部“家用電器”。燈打開不一會兒朱冬娟會隨手關上，只剩下我們手機打出來的光束。

　　朱冬娟走路很慢。左腳因為痛風有點跛，山上濕冷的環境讓她在陰天時關節疼。12年前，她患上了心臟病，現在每天吃六七種藥，勞累或者情緒激動的時候，胸悶頭暈。她捂住胸口，緩緩坐下來，吃片藥“頂一下”。

　　68歲的丈夫戴漢順一年都在外打零工，什么時候干活、什么時候回家，都要“看天，看運氣”。下雨的時候，回村的路不好走，他就在山下住；運氣不好時，找不到工可以打，就回家來了。

　　“掙的錢都買藥了，一年剩不下錢。”朱冬娟說。夫妻倆都是一身病，即便有農村醫保報銷，自己每年花在吃藥上的錢也要1萬多元，丈夫的高血壓和痛風也要吃藥。

　　他們摳縮地過著自己的日子。筍是山上挖的，菜是自家地里種的，番薯一蒸一大鍋。農歷二五八日是鄉里的集市，偶爾下山，去采購些米醋油鹽。朱冬娟精打細算到每碗米，如果兩個人都在家吃飯，50斤的大米可以吃23天。

　　屋里的每一寸空間似乎都能放東西。墻上掛著籃子、蒸屜，梁上掛著筐，桌面上放著鍋碗瓢盆和長了毛的芋頭、一笸籮小手指般大的胡蘿卜頭，空了的油桶、酒瓶整齊地立在墻角邊。

　　陪她在家的是兩條土黃狗和十幾只雞。房子外面的平地上堆著一小攤蘿卜，那是兩條狗的“狗糧”。朱冬娟把雞散到山間地頭，隨它們去覓食。然后煮些蘿卜，撒把鹽巴，喂狗。

　　2017年3月，戴漢順在山下騎電動三輪車撞了人。經法院判決，要賠償對方近4萬元。這個家里從來沒有過存款。訴訟進入執行階段，法院對戴漢順家進行網上財產查控，一無所獲。

　　女兒嫁進了更窮的一個村子，緊巴巴地過著自己的日子。兒子在山下蓋了房，靠跑出租車償還落下的饑荒，養活4口人。

　　戴漢順與朱冬娟的家

　　這家太窮了。付偉軍覺得為難，他作過最壞的打算，這筆賠償款可能要“爛”下了。

　　在這黢黑露著風的屋子前，朱冬娟向法官講著山里的土話，家里是窮，但是不會賴賬。欠人家的錢會分期還給人家。

　　2、

　　來的人問她，“怎么看待誠信”。她聽不懂問題。一旁的人把問題掰開了、講得更通俗，她答道：“不能不還啊，人家是要在背后說我們的。欠錢可以，但一定要還。”

　　年近七旬的夫妻倆開始了還債之路，戴漢順跟著村里的人出去打工。

　　“最近應該在工地上背石頭，有活干的時候一天能掙六七十塊錢。”朱冬娟不知道他哪天回來。夫妻倆有功能最簡單的老年手機，但“沒事兒也不聯系”，因為“打電話花錢”。

　　戴漢順話很少。除了“嗯”“好”，幾乎沒說過什么話。在付偉軍印象里，老漢“悶頭出去打工，能扛很多東西”。他上次見戴漢順還是去年夏天，趕上老漢在家，頭戴著草帽，的確良半袖襯衫敞開著，褲子的膝蓋處已經破了洞。看著付偉軍手機攝像頭時，表情嚴肅。

　　朱冬娟在家不停歇地做著活。她穿梭在山上成片的竹林里，揮著鐮刀收割箬竹竿和箬葉。那是山上隨處可見的植物，茂盛地長著，也是家里重要的經濟來源。

　　“咯噔、咯噔”，箬竹的竿一段一段地從小鍘刀口出來，成為手工藝品的原料。一斤有四五百段，可以賣1.3元錢。

　　身體好時，朱冬娟干活利落，拿著鐮刀上山，“刷刷”砍七八十斤箬竹竿，捆到一起，一口氣扛下山。然后坐在家門口，一天能鍘二三十斤。自從患上心臟病后，右手的兩根手指經常不聽使喚，痛風也加劇了，能做的活比不上之前的一半。

　　這場訴訟判定的賠償款讓朱冬娟“心里很急”。“哪怕腳再痛，每天也要出去找活掙錢。”別人去山里砍更粗壯的竹子，她就在家里附近找。

　　后來，她又買了十幾只雞，把產下來的土雞蛋賣到城里。

　　到了5月，滿山的箬竹葉吸飽了水，枝葉寬厚舒展。她的第二套營生又開始了。拿著鐮刀，沖竹子用力杵幾下，驚走可能趴在上面的野蛇“竹葉青”，然后揮著鐮刀收割竹葉。村里人習慣將這些葉子稱為“野粽葉”，成捆地背下山后，洗凈曬干，有隔壁縣的人上來收購，用于包粽子，一斤能賣十幾元。

　　竹葉在屋外的平地上曬著，她忙著弄綠豆面。過一陣子托人帶下山，賣了換錢。

　　戴家的樓梯

　　“前9000元分了3次還。最后一次還了5000元，里面有跟親戚借的一些。”朱冬娟反復向來往的人說著，對方人很好，看她家困難，最后只要他們賠償1.4萬元醫藥費，其他營養費、誤工費等都不要了。

　　“我和她（朱冬娟）聯系了很多次。”債權人徐桂花說，“她家里也這么困難，鈔票要少一點，我自己也是苦出身。”

　　有人聽了戴家的故事來登門拜訪，還有人想捐點錢給他們。

　　一輩子沒怎么和外人打過交道的朱冬娟有點害怕。她向之前辦案的法官求助，如果有人要來，拜托法官一定要在場。

　　老兩口和兒子都拒絕了以個人名義的捐助。“人家的錢不能收，都是他們辛苦錢，不能拿，辛苦錢不能拿，比我窮的還有。”朱冬娟語速極快，擺擺手，“辛苦錢，不能拿”。

　　和朱家并排的兩戶鄰居是戴漢順的堂兄弟。三家40年前一塊兒起了房子，一起生活至今。三戶人家的房子沒有完全隔斷，站在這家堂屋里斜著向上看，能望到隔壁家的屋頂。另一家電視里“咿咿呀呀”的戲文幾乎沒遇到什么障礙物，就飄進了這家，響了一下午。

　　看著堂哥家最近總有城里人來，他們沒弄明白原因。他們偶爾互相借錢應急用，一兩百、三四百都有過，從不打欠條，也從不會忘了還。“都是辛苦錢，不能不還啊。”堂弟媳說。

　　有攝像機對著朱冬娟，讓她“還原一下怎么鍘箬竹竿”。她戴上手套，坐在那，一段段鍘起來，沒什么表情，還沒有圍觀的鄰居興奮和健談。

　　朱冬娟不覺得日子苦，也沒覺得自己可憐。這不過是一輩輩人都一樣的、扎扎實實的日子。

　　3、

　　朱冬娟唯一主動和我搭話的時候，是讓旁邊的法官幫忙翻譯：“要不要給你煮碗綠豆面吃？你們那邊沒有。”我婉謝，她又熱情地說了好幾遍，堅持要用綠豆面款待我。

　　這個21歲就從大山更深處嫁來的女人沒讀過書，一輩子在竹林里轉。她不會講也聽不懂我的普通話，我也聽不懂她的山里土話。

　　朱冬娟還沒處理的成捆箬竹竿

　　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一座山有一座山的語言，行走北方那些連蒙帶猜的套路在這里根本不好使。想要跨過山河大海、穿越高山密林交流，太難了。隨行的法官來自城里，有時也翻譯得費勁。

　　不過，如果不提別的事，光坐那兒吃綠豆面的話，我們互相看著似乎是可以交流的。然而一張嘴說話，雙方就全懵了。

　　不得不承認，開頭的采訪，我像一個被奪去工具的小啞巴，心里“涼涼”：想交流，互相聽不懂；想觀察，屋里一片漆黑，數不清的零零碎碎；想采訪外圍，這個“空心村”里只有11位老人，交通和交流還是問題。

　　坐在屋里的灶臺旁，朱冬娟點燃干樹枝引火，又添進去幾塊劈開的梅花竹。灶臺的火噼里啪啦燒起來，她從屋里端出一大碗咸豬肉，那是過年時女兒帶來的。她悶頭切了三分之一，又倒進去一整盆切好的春筍片，熗鍋翻炒，這是綠豆面的“配菜”，也是屋里唯一帶有油水和肉的菜。

　　掀開桌子上的罩子，她的午飯是白粥、昨天蒸的番薯、腌的白蘿卜和一碗雪里蕻，沒有一點葷腥兒。

　　我不忍，攔住她切肉的手。告訴她，我不怎么愛吃肉。她不理，說這是大山里的特產。

　　我蹲在灶臺旁，聽她絮叨：36年前蓋了現在的房子，花工錢98元，石頭是丈夫拉來的；她生過3個孩子，十幾年前，大女兒在一次山體滑坡中去世，她傷心過度，身體一下子垮了；她這輩子去過的最遠地方是黃巖縣城，在人家的電視里看過北京。

　　豆大的燈光從房頂上灑下來。冒著熱氣的咸豬肉炒春筍，云霧繚繞里節節生長的梅花竹，一場春雨后竄到小腿高的春筍，在這樣的環境里，人就這樣踏實又“硬核”。

　　朱冬娟抱來一小箱土雞蛋，不由分說地要撿一些讓我帶回北京。那些粉嫩的雞蛋被擦拭得很干凈，可以賣2元一個。但根本不會出現在她家的廚房和餐桌。我拼命搖頭，卻攔不住她。無奈之下，只能撒了個謊：飛機上不允許帶雞蛋。她這才作罷。

　　放下盛綠豆面的碗，大家還沒抹凈嘴角的油花兒，朱冬娟便開始“攆人”，她擔心下山的路不好走。

　　隔壁鄰居的堂屋堆著幾百斤的箬竹竿，“咯噔、咯噔”的聲音持續傳來。而朱冬娟家門口的一小撮還是十多天前從山上砍下來的，她做活計的節奏慢了下來。

　　“山里的箬竹會不會被砍光啊？”我問。

　　“怎么可能！”付偉軍指著滿山的竹林，“看到沒，最近處的就是箬竹。這山上到處都是，砍不絕的。”他也是大山里走出來的孩子。

　　或許，這山上的人和山上的竹子一樣，無論外部的環境怎樣，他們都硬氣地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快出村口時，我回頭拍了一張照片。回家放大看，我才發現，大霧彌漫里，目送我們的朱冬娟正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