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州迎來灣區經濟發展時代。——儲伏龍攝影

　　臺州，緊鄰溫州。

　　盡管這里民營經濟發展其實并不遜色溫州，但當年的“溫州模式”并沒有稱為“溫臺模式”。

　　盡管這里的經濟發展充滿活力，但人們更習慣稱溫州經濟為“最有活力”。

　　盡管這里的股權制改革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都比溫州略勝一籌，但經濟學家更愿意到溫州尋找種種改革方案。

　　為臺州過去和現在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貢獻說點什么，絲毫沒有貶低溫州在浙江乃至全國的地位和作用的意思，而是讓臺州更加充滿自信，為引領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方案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元素。

　　特別是臺州正在進行的股權重構改革實踐帶來新的制度創新，筆者曾撰文認為將會給機制優勢正在減緩的民營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筆者撰寫此文更是呼請政府主政、理論研究、智庫咨詢、政策謀劃、社會精英等關注臺州股權結構改革的實踐，這或許就是民營經濟深化改革的一個最佳的切入口和“牛鼻子”。

　　1、當年“溫州模式”也有臺州的重大貢獻

　　三年前，因同事在當地主政宣傳，筆者到臺州進行了一次深度采訪。

　　不巧在玉環縣文旦專業村現場采訪時突發眩暈倒下，當問及送玉環還是溫嶺醫院，筆者不加思索回答送溫嶺。

　　因為筆者曾幾度在那里蹲點、調研、檢查，一待一二個禮拜是常事，盡管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但久遠的記憶和情感仍會左右某些決定。

　　李書福帶領農民集資合股興辦冰箱配件廠葉心源攝

　　輸液十幾個小時間，盡管雙眼見不得一絲光，但大腦卻像白天似的清醒。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溫嶺舊事像昨天的事一一跳了出來。

　　在不經意思索中竟然跳出一個命題，當年聞名全國的“溫州模式”為什么沒有定為“溫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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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自己親歷情況看，民營經濟從最早起源的時間背景，到民營經濟在民間普及的深厚基因，再到民營經濟所應涵蓋的全部內容，以至到后來發展的成長過程，緊鄰的臺州同溫州完全是如出一轍，沒有絲毫的差異。

　　甚至在后來決定著民營經濟發展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堅守制造業實體經濟、規范民營金融市場的發展和改革，尤其是在農村土地流轉、規模經營模式、農業股份合作制改革方面，臺州還有略勝一籌的感覺。

　　醫院醞釀起意，幾天后就發表在省報的經濟評論，筆者一家之言指出：一直把民營經濟起源稱之為“溫州模式”，至少應改為“溫臺模式”。

　　明明知道時間沉淀下來的“記憶刻度”不是誰可改變的，學歷史的筆者也不僅只是為真實的歷史呼喊一句，更是為推進臺州改革發展助一把力。

　　只是當時評論短文只能順帶一筆，但望有一天能展開來細述此話題，在那次百無聊賴的病床上就已深深地記憶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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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媒體時代，打開了文字報道的無限空間，讓筆者可以從容地來追記臺州當年改革的一段歷史，來記錄臺州這些年來深化改革的新聞，特別是呈現出臺州正在進行的股權改革，這將會激發起民營企業的新活力。

　　這次臺州采訪有兩個時間維度，一個是在溫州連續兩次時達二十多天深度采訪，一個是筆者時隔二十年后首次在臺州的深入采訪。

　　三年前的溫州還處在債務危機爆發最甚的節點，溫州經濟發展處于最困難的時期，也是溫州民營經濟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最為突出的時候。

　　上世紀90年代，椒江掀起了新一輪發展經濟的熱潮。

　　長期從事經濟報道的記者，自然把兩地民營經濟放在歷史縱深層面進行對比，既看到兩地民營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共性和差異，也發現臺州民營經濟并沒有出現如溫州那樣的危機和陷阱。

　　最初興起的民營經濟，有兩個基本特征：家庭企業和專業市場。當溫州風起云涌地悄然興起家庭企業，緊挨著的臺州也熱火朝天地大辦家庭作坊。企業生產的小商品，兩地也十分接近。

　　八十年代中期，筆者第一次在溫嶺市澤國鎮蹲點調研時，全鎮幾乎家家戶戶都是企業，晚上散步時感覺就在企業里走路，到處是機器和鋼材廢料，走路也不暢通。

　　專業市場伴隨著家庭企業產生。當溫州1981年永嘉橋頭馬路市場零零散散地賣起紐扣，臺州1980年路橋就建起了玻璃大棚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到82、83年，全省當時這兩個最有代表性的專業市場已經正式營業。

　　筆者當時出差都曾來過這兩個市場。后來的幾年，臺州臨海的國道線兩側，從溫嶺、路橋、黃巖、玉環一路差不多都布滿了一個個專業市場。

　　1988年筆者送同事去溫州任職，乘機把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差不多跑了個遍，盡管有些市場當時還要擺渡才能到達，但那時的臺州專業市場，絕對不會比溫州少。

　　諸如鋼鐵市場、拆舊市區、小商品市場、珍珠市場、副食品市場、眼鏡市場、音像市場，在同一個時間里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當時筆者可以說反復數次進入過臺州稍有點知名度的專業市場。

　　稍有不同的，溫州當時一步到位的家庭企業數量更多點，而臺州當時的企業更多的是戴集體所有制的社隊企業“紅帽子”稍微多點。

　　但這個時間過程并不長，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臺州率先在全國創造出股份合作制并很快面上推開，臺州同溫州殊途同歸走上民營經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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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民營經濟的本質是以市場經濟為特征，那么當年在浙江坊間盛行的“老百姓經濟”說法就是起源于溫臺兩地。

　　當年曾經有過一個約定稱呼，叫“浙南模式”，即民營經濟模式起源的約定說法。

　　所謂的“浙南”模式，也就是對溫州、臺州兩地民營經濟起源的約定稱謂。后來才慢慢地以“溫州模式”所替代。

　　可以說，臺州也是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中國地標，為“溫州模式”作出了重大貢獻。當年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最早和最普遍的也就是溫臺兩地。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把改革初期發展民營經濟最早發源地稱之為“溫臺模式”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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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國首家股份合作制企業起源地

　　改革時代起源于浙江的民營經濟，第一波當然來自于“溫州模式”的溫臺兩地家庭企業，但全省民營經濟得到普遍并快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以股份合作制改革為主線的“改制”。

　　陳心鶴接受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采訪。時任溫嶺縣社隊企業管理局生產股股長的陳老，被認為是全國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直接促成者。

　　在這一進程中，不能不提起“第一縷陽光”升起來的溫嶺民營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大貢獻。

　　1983年1月8日，經工商登記，中國第一家民營股份合作制企業在溫嶺注冊成功，隨后，臺州股份合作企業蓬勃發展。

　　這是一個脫掉社隊集體企業“紅帽子”，改制為家庭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的過程。

　　結果短短三年時間，全縣新批了2678家，幾乎完全是聯戶經營。到了87、88年，臺州、溫州、金華的一部分，可以說浙南一帶民營股份合作制企業，基本上替代了原先的社隊集體企業。

　　由此開始，浙南經濟進入民營企業發展為主體的“溫州模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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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這個時間點上，筆者在90年到溫嶺市澤國鎮和當時還屬黃巖市路橋鎮進行了一周以上時間的調研，曾記得有件事印象深刻。

　　在溫嶺澤國鎮調研時，遇到一位鄉鎮集體企業的“老總”，他當時對集體企業改制憂心重重。他說全鎮原先的集體企業全部改為民營企業，惟有他這個集體企業還未改制，在全面“白色恐怖”中，他這一集體企業的最后一面“紅旗”究竟還能打多久？

　　或許受其影響，加上當時大環境也在批判經濟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筆者在調研內參上撰文提出一個錯誤觀點，即要把民營經濟的“浙南模式”扼止在路橋澤國之南，不能讓民營經濟之風越過路橋澤國之北，來沖擊杭嘉湖寧紹鄉鎮集體企業的“蘇南模式”。

　　這也恰恰說明在當時臺州同溫州一樣，民營經濟已經成為無法扭轉的大趨勢。而且，臺州民營股份合作制對全省推行民營經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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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隨著不久后南巡講話推動的新一輪改革大浪潮，浩浩蕩蕩，勢如破竹，浙江民營經濟以它的茁壯生命力和強大市場競爭力，所向披靡，涌入到全省各個角角落落。

　　筆者曾連續八年擔任當時省“路教”辦公室主任，“路教”其實質就是以思想教育為載體，以改制為切入點，以省委省政府之名推行民營經濟的發展。

　　臺州經濟迸發無限活力。王小清攝影。

　　也就在這期間，浙江進入一個民營經濟大發展的全盛時期。在這大轉變期間，臺州民營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對全省鄉鎮企業改制起到了重大的貢獻。

　　筆者94年帶領省“種糧千里行”新聞單位重點在溫嶺檢查，95年又帶著省委春耕檢查組蹲點在溫嶺澤國鎮半個多月。

　　這兩次溫嶺之行，對溫嶺、臺州民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即使時光流逝二十年有余，這次躺在溫嶺醫院病床上是如此清晰流暢地一一浮現出來，想到一位記者該給臺州民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記錄下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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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或許就是股份合作制的基因讓臺州避開了溫州借貸危機和種種“陷阱”

　　三年前的臺州經濟深度采訪，讓筆者驚喜地發現，連續兩年跟蹤報道溫州借貸風波所看到的種種危機和陷阱，在臺州鮮有發生。

　　在同樣民營經濟占絕對主體的兩地，當溫州借貸風波讓民間借貸信用成為“一地雞毛”，而臺州民間借貸并沒有爆發出危機的險情；

　　當溫州企業家出現跑路、跳樓、自殺和企業倒閉潮，而臺州鮮有如此危機爆發；

　　當溫州脫實向虛成為相當普遍現象，制造業一直低迷不振，而臺州資本和企業脫實向虛傾向并不算過分嚴重，且制造業在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仍是主旋律；

　　當溫州金融波動幅度頗大，只是沒有公開用危機兩字來形容，而臺州金融平穩運作顯得如此波瀾不驚；

　　即使農村經濟方面，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家庭農場，農業效益，筆者在臺州也能時時捕捉到充滿活力和生機的盎然。

　　如果說溫州在早期很長時間段以家庭企業引領著民營經濟的發展，那么后面臺州以股份合作制引領著民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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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解釋這些年臺州為什么鮮有發生溫州借貨風波造成的種種危機，很重要的一點是股份合作制在其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盡管兩地均以民營企業為主體，但臺州民營股份合作制的基因，比起溫州更深厚得多。

　　今昔對比：1998年位于路橋的泰隆大廈和現在的泰隆大廈。

　　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些節點上，溫州家庭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更容易受利益驅動，投資盲目跟風會更趨嚴重些，市場趨利避害機制更弱一些，而臺州股份合作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在投資、發展、經營各方面更趨向于理性一些，更加穩健一點，在市場危機管控中設置“防火墻”意識會更自覺一些。

　　正因如此，臺州在溫州一波民間借貸危機中，并未深受其害和身陷其境。臺州不愧為股份合作制創造者和起源地。

　　由此可見，先進的經濟制度和機制創新，是可以防范市場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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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第一次采訪完陷落借貸危機中的溫州，路過臺州看望任職市委書記的曾經同事。當談及溫州制造業相當低迷時，這位書記很自豪地說，在浙江最有條件成為制造業大市的，非臺州莫屬。

　　三年前的這次深度采訪和后來臺州的一系列動作，證實了這位書記的預判是有依據支撐的。

　　即使脫實向虛盛行時，臺州也一直堅守制造實體經濟的發展。

　　臺州形成了以汽車制造、醫藥化工、塑料模具、智能家居、泵與電機為主導的產業集群。臺州有膽氣地提出領跑“中國制造2025”。打造臺州先進制造業高地，進而成為國際化、信息化程度較高的制造之都。臺州制造業各方面的數據顯的都很亮麗。

　　臺州制造實體企業，資本能夠堅守主業，而沒有過多地去“炒”這個或那個；企業家勤耕主業，并未過多的脫實向虛多元發展。這同臺州大多企業由股權結構設置的企業制度有很大關系。

　　吉利汽車位于臨海基地的生產車間。

　　股份合作制企業，即使是兄弟、家庭、親屬分置股權，如果離開主業，如果對外投資，也不會象家庭企業那樣隨意和自由。

　　記者采訪中，即使有企業家去投資“炒”什么，也只能動用他個人財富的那塊資金，而不能輕率地動用幾人構成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公用資金”。他們稱其為預防市場風險的“防火墻”。

　　股份制，恰恰是“防火墻”最好的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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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州金融穩健在全省絕對是位于前列的。不良貸款率和壞帳核銷這兩個數據之好在全省11個市當中很難找到的。臺州穩健的金融秩序同溫州民間金融借貸亂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記者在溫州采訪時，曾聽到數量很多的企業家對金融機構頗有微詞，認為這次波及整個溫州的民間借貸風波，與金融機構的種種行為是戚戚相關的。

　　而在臺州采訪時，企業家對金融機構特別是三家股份制民營銀行給予了很好的評價。

　　出現在溫州的民間借貸風波，近鄰的臺州也有波及，但遠遠要比溫州好得多。這與臺州有三個由民營資本股權組成的小微銀行密不可分。

　　同樣是股份合作制，給予臺州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等農業經營主體，特別是近些年創新的股份合作農場，帶來源源不斷的活力和生機。在臺州農村，到處可見股份合作這一最具活力的制度創造的農業物質形態。

　　這里，股份制改革紅利極大地催化和釋放著土地的貢獻率，其耕地復種指數和農產品產出率都領跑著全省發展；

　　這里，股份制改革動力極大地促進和提高農業的經濟收入，其畝產經濟效益和土地租金收入都居全省前列；

　　這里，股份制改革催生著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現代農業的發展，其數量和質量在全省都是佼佼者。

　　浙江天臺祥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州第50家企業)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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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臺州股份合作制的基因和制度建設

　　在臺州經濟發展進程中深深地扎下根。筆者曾對臺州兩任主政者說起對臺州經濟發展最深的印象，就是“活力”二字。

　　活力來自于從改革初期并一直堅持下來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的所有制形式，是人類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大創造。

　　它將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整個過程，是人們參與市場競爭最完美的制度安排。作為民營股份合作制起源地的臺州，一直是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引領者。

　　臺州股份制改革的實踐，既為民營經濟發展貢獻了新的經驗和模式，并避免了市場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危機和陷阱，更為今后全省經濟發展和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引領和示范。

　　這正是三年前筆者臺州采訪時的一個觀察和結論。

　　本文作者系原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