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看到了60年前的北京藍天——去年北京APEC會議期間，他恰好來出差，終于看到了1955年他到當時的北京醫學院讀大學時的藍天。

　　霧霾遮蔽藍天，也讓很多人猜測，它是否與肺癌有關聯？作為中國治療呼吸系統疾病的領軍人物，鐘南山如何評說這個問題？作為仍奮戰在一線的醫療工作者，他怎么看待醫療體制改革？這次他帶來哪些建議？昨晚，錢江晚報記者在北京對話鐘南山。

　　談霧霾：中國霧霾治理不需要30年

　　記者：大家都挺擔心，現在這么重的霧霾，會導致肺癌嗎？

　　鐘南山：從2009年以后國外對腫瘤的研究資料看，霧霾中的二氧化氮與肺癌關系密切，但是否有直接關系，目前還沒有得出一個很明確的結論。不過前年北京大學和美國新澤西州聯合做過一個研究，以奧運會前、奧運會中、奧運會后三段時間為節點，結果發現奧運會期間，北京地區整個大氣污染降低了30%，PM2.5減少了55%。在這種情況下測試健康人的心跳、心率、血壓，結果發現心率減慢，血壓降低，表示肺部炎癥情況的一氧化氮呼出率下降，血小板功能改善。過了奧運會以后，污染加重，人體的狀況又回去了。

　　記者：你對霧霾治理有信心嗎？

　　鐘南山：倫敦治理霧霾花了30—40年，我覺得我們用不了這么長的時間。只要動員起來，聯防聯動，共同治理，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我們需要處理好煤、油的問題，加強不達標車的治理，提高環保部門的執法權，以及從國家層面平衡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我相信，5年能看到改善，10年就會有一個顯著改善。

　　談醫改：醫護人員基本沒從中獲得動力

　　記者：能談談你對醫療體制改革的切身感受嗎？

　　鐘南山：李克強總理說，改革需要動力，群眾需要通過改革看到實效。醫改喊了這么多年，需方的老百姓得到了一些實在的利好，基本醫療取得很大成果，但是作為供方的醫護呢？有沒有共贏，有沒有從醫改里獲得動力，提高積極性？我覺得基本沒有。七年前說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但是七年過去了，還不知道該“抓”什么。

　　記者：那你覺得核心的要害在哪里？

　　鐘南山：大家知道，主流的醫療機構一定要是公益性的，但是中國的大醫院實際上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路線不改變，是不可能搞好醫改的。換句話說，我還沒看到我國的大公立醫院真正體現公益性。公益性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來，就是醫務人員的工資由誰埋單。現在的工資是誰埋單？醫院。所以就催生了很多在公眾看來很不應該的事。

　　前幾天晚上我的一個學生從301醫院過來看我，說上午看門診很累，我問他一上午看多少個？他說看70個，看到最后腦袋都不太清楚。為什么呢？就是為了完成任務。

　　記者：不知你有沒有關注到，“打老虎”也打到了醫療界，一些原本的醫療精英也落馬了。

　　鐘南山：我不覺得奇怪。既然大公立醫院以市場為導向，就給醫德沉淪創造了土壤，這是醫療領域走市場路線的必然后果。所以反腐是對的，據我所知，一些醫療人員收入一年一兩百萬元，這肯定不是合法的收入。

　　記者：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快建立醫療糾紛預防調解機制。醫患關系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焦點，你現在怎么看？

　　鐘南山：去年在兩會期間，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醫鬧問題，提出要保證醫務人員安全。5月有關部門就出臺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里面有6條，界定了什么是醫鬧，以及怎樣對醫鬧人員進行法律制裁。這6條出臺，對廣大醫務人員是一個非常大的鼓舞。沒多久，有名產婦的孩子去世了，家屬在醫院門口拉橫幅鬧事，不讓醫護人員出門。后來公安部門出面制止了，以前只要鬧事的不害人不傷人，是不敢管的。

　　但是單純通過法律手段還不夠。醫療市場化，不可避免地影響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又由于此，使得醫生診治病人，有點像商家和消費者。消費者花了錢，就在意“商品”的質量。事實上，即使到了今天，醫療依然不是萬能的。

　　談創新：創新不僅僅是發論文

　　記者：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創新”，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你怎么看待創新？

　　鐘南山：李克強總理還有一句話，我覺得很有意義，他說，全社會要厚植創業創新文化。我看到有個數據說，我國論文數量全世界第二，專利申請總量世界第二，但是國家創新指數呢？根據國際權威數據來看，排在第19位。我認為，把發表的論文數量等同于科技產出又等同于創新，是非常危險而十分錯誤的。為什么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比較差？就是理念出了問題，把論文當成了創新的終點。創新應該是一個全過程，很多“創新”充其量只是創意，不是創新——創和新連在一起，必定要能夠產生社會效益。

　　記者：除此之外，你認為中國提高創新能力的瓶頸還有哪些？

　　鐘南山：投入、研發、產出、審評、上市，這個鏈條出了問題。哪個環節？審評。很多藥一走到這一步就卡住了，走不下去。比如說干細胞移植，中國實際上起步的時間和美國差不多，比周邊國家都快，但一到臨床試驗就卡住了，要等審評，一等就不知道到什么時候了。我們現在連臨床審評的標準、質量控制的標準都沒有。結果現在很多診室自己弄干細胞移植，亂套了。

　　2006年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落馬。之前大家也有意見，為什么一年能審批13000多種藥，有的紅霉素兩塊錢有的紅霉素30塊錢？鄭筱萸的落馬對藥物審評是有影響的，不可否認，這導致審評變得保守。我大概了解了一下，目前一類藥申報過審之后要等20個月到2年才能進入市場，新藥上市要50個月，三類藥83個月，仿制藥則要125個月——10年啊，很多藥我們都等不起了。我覺得現在更大的問題是藥監部門力量配備非常薄弱，單從人數上來看，美國FDA(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有近千人，歐盟是4500人，韓國是700人。去年我去臺灣，和他們比較了一下，大陸的工作量是他們的8倍到10倍，他們有180人，大陸呢？從2000年開始就沒變過，120人。不過我聽說最近國務院將有相關文件出臺，希望對這種情況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