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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的秘書問題近日被屢屢媒體被關注到。4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網發布了習近平在1990年3月，與地縣辦公室干部談心時的講話，講話主題是談秘書工作，習近平要求秘書不自恃，“不能認為‘機關牌子大、領導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無恐，更不允許濫用領導和辦公室的名義謀取個人私利”。據報道，去年來云南、廣西、河北省平山縣都曾下發通知，要求取消當地的專職秘書。

　　當媒體在談論“秘書病”時，它們究竟在談論什么？顯然的是，這重點指向的其實是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部分官員秘書的過多現象，1980年，中辦發布《關于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明確，正省部級以上領導才可以配專職秘書。但放眼現實，為縣處級領導配備專職秘書者都隨處可見；二是秘書腐敗現象的接踵出現。近年來，不僅官員與秘書連續落馬的新聞時常見諸報道，甚至秘書成為領導“貪腐掮客”的也不鮮見。

　　客觀地評價，就媒體所指出的這兩種“秘書病”而言，后者的糾偏難度無疑要遠甚于前者。因為針對秘書數量過于泛濫的現象，進行強制性的規定，或者進行秘書制度的相應改革，它的治理效果應該可以被想象。但具體到“秘書腐敗”的問題上，一切并沒有這么簡單。部分官員的秘書為什么會成為那個輕易腐敗的群體？自然是因為他們分享或延伸了領導手中的部分權力，進而利用這部分權力尋租。由此出現了“二號首長”“XX第一秘”等匪夷所思的怪現狀。

　　以上是并不難厘清的邏輯：其實所謂的“司機腐敗”、領導家人腐敗和秘書腐敗有著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一些官員手中就掌握著不受約束的權力，或是局部的行政運行沒有被嚴格限制在法治范圍內。沒有被關進籠子的權力，一旦邂逅到本身就存在著彈性空間的行政生態，那么“與領導親近的人“，自然更容易獲得某種尋租的機會。此時倘若其中的領導人自身亦存在貪腐的事實，那么秘書成為“貪腐掮客”就會順理成章。并且，因為特殊的身份，秘書會更快地推動貪腐官員的墮落化進程，且讓此種腐敗具有特別的隱蔽性。

　　“秘書病”不是今日才出現，“秘書腐敗”遵循的也是“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邊界的地方為止”的定律。治理“秘書病”其實無需新認識，約束好權力、依法依規行政即可。這樣的判斷，今天還可以再說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