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巖報告：鄉村振興工作法

　　鄉村振興具體如何推進？“牛鼻子”在哪？從浙江黃巖的探索中，或許能找到一些啟示。

　　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鄉村的模樣。

　　一些人喜歡鄉村，盼望回歸田園生活，但又常吐槽農村的各種現狀，抱怨鄉村的凋弊和失序。

　　我們還能回歸鄉村嗎？或者說，中國社會在推進城市化的同時，是否還能迎來“鄉村的復興”？讓我們既獲得城市的繁華，又能享受鄉村的美好，能夠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自由地切換”。

　　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為城市和鄉村的共同繁榮指出了明確方向。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前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則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三步走”的時間表，即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鄉村振興“三步走”目標，與推進國家現代化時間表高度一致。這反映出決策層的意志與判斷：沒有鄉村振興的決定性進展，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現。

　　但鄉村振興該如何推進？一些基層干部反映，在具體執行中常常感覺牽不到“牛鼻子”。近期，瞭望智庫、《財經國家周刊》鄉村振興課題調研組來到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希望在基層的實踐探索中尋找答案。

　　選擇浙江黃巖的原因有二：

　　一是浙江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生態文明系列重要論述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表述的發源地，浙江在破解“三農”問題、推進美麗鄉村建設進程中有著多層次的政策安排與豐富實踐。黃巖區地處浙江中部，常住人口60多萬，流動人口20多萬，這里“七山一水兩分田”，既有大面積的山區，也有沖積平原；既有相對發達的工業和城市形態，又有相對落后農村地區存在的典型問題。他們積極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已初見成效。

　　二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楊貴慶教授和他的團隊深深地觸動了調研組。6年前，楊貴慶與黃巖區合作，擔任黃巖區美麗鄉村建設的“首席規劃師”。他每兩周一次往返上海與黃巖之間，把鄉村規劃、文化再生的一系列研究與實踐寫在黃巖鄉村的土地上。

　　6年的校地合作中，同濟大學與黃巖區以鄉村規劃、鄉村建設為切入點，通過鄉村規劃、建設、人才培養的具體實踐，推動了黃巖鄉村的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一系列振興，梳理出了包含10條、40個要點的“工作法”。

　　工作法之一：文化定樁

　　嶼頭鄉沙灘村是楊貴慶團隊在黃巖打造的第一件“作品”。該村址原是鄉政府駐地，但因鄉政府及“新村”異地重建，原有的老街巷、住宅和“鄉公所”基本處于自然衰退和被廢棄的狀態，該村成了“半空心村”。

　　這也是我國一些鄉村的現狀：舊村莊被廢棄，“新村”建設堆積了許多沒有文化特征、簡單仿效小城鎮的二、三層樓房。

　　楊貴慶說，文化是鄉愁的載體，更是鄉村的靈魂，建筑和空間環境是文化的外化表現。對沙灘村的規劃、修復和改造，首先進行的是文化的挖掘與定位，挖掘和確立一個鄉村獨有的文化內涵，實施“文化定樁”。

　　宋末開慶元年(1259年)，沙灘村所在地村民黃希旦因撲火救人犧牲，被皇帝封賞。此后，黃希旦被當地村民奉為“先祖”并建太尉殿，建成后香火不斷，每逢農歷十月一日，村民還舉辦社戲活動。楊貴慶認為，“崇尚英雄”和“養我德行”是當地的文化之根。

　　這一文化挖掘，成為沙灘村規劃和修復的起點。

　　楊貴慶團隊和當地干部、村民一起，指導村民圍繞太尉殿建設社戲廣場，基于朱熹曾在此講學的柔川書院文化元素，規劃建造面向少年兒童、供他們寒暑假來此學習優秀傳統文化的柔川學堂，兼做鄉村振興學院講堂功能，對太尉殿周邊原廢棄的人民公社時期多個集體設施和場地進行適應性改造和利用，規劃指導村民將原有坑塘水面擴大，取名“太極潭”，同時保留保護周邊古樹名木，修建涼亭步道，結合當地樹種建設公共綠地，最大化保持沙灘村文化風韻。

　　在文化定樁、修復基礎上，楊貴慶團隊對鄉村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一步挖掘和建設民俗風情文化區、中醫養生文化區、耕讀文化體驗區等，形成了不同層次的文化體驗氛圍，通過將當地文化、風物、原住民有機整合，構成了文化認同與傳承的有機體。

　　當地黨委和政府還大力推進村莊文化禮堂建設，把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結合，以一條主線串起不同層次的文化挖掘，初步形成了新時代的農村文化和鄉土文明。截至目前，黃巖區已在全區不同村莊興建起文化禮堂151個。

　　工作法之二：點穴啟動

　　沙灘村的鄉村改造讓當地村干部和村民直言找回了自信和自尊，但最初，這個工程并沒有得到村民的一致擁護。

　　楊貴慶團隊認為，這是因為當地村民，包括一些基層干部，并不知道未來的鄉村是什么樣的，能夠給他們帶來什么樣的改變。

　　如何推進？楊貴慶總結說，村莊有五個“穴位”，或者說五個功能點需要優先激活，通過這種點穴式啟動，能夠讓村民快速有獲得感：

　　第一，先建一個干凈整潔實用的公共廁所。

　　原來分布散亂的“茅廁”，既不衛生，又“讓人沒有尊嚴”。建造一處“像樣”的公廁，不僅滿足了村民的急需，也為將來發展村莊文化旅游打好基礎。

　　第二，建設一個規模恰當的村民文化場。

　　對沙灘村來說，文化場也是社戲場，是村民的娛樂中心和文化認知場所，同時為村民和外來游客提供相互交流之便。文化場選址需因地制宜、規模適當。

　　第三，建設一個信息服務中心，集無線網絡、郵件和快遞收發、圖書閱讀為一體，這也是村民活動室。

　　沙灘村的信息服務中心利用原來廢棄的獸醫站建筑和場地，既承載了一段歷史，又體現了新的功能。

　　第四，建設一個規模適當的生態化停車場。

　　停車場既可滿足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之后使用小汽車的需求，又可為游客服務。沙灘村的停車場充分利用零碎荒廢的用地，采用透水植草磚、竹子擋墻等方法，突出其生態性。

　　第五，建設一處帶有農家樂功能的民宿。

　　鼓勵村民利用自家的房屋，在政府的適當資助下，按照規劃布局要求建設符合經營設施標準和衛生標準的餐飲住宿場所，為其他村民展示一個可以直接獲取經濟收益的樣本。

　　“點穴啟動”的過程，也是與村民的共識逐步形成的過程，讓村民逐步感受到了“村莊未來可能的模樣”、意識到“原來還可以這樣生活”。

　　黃巖區與同濟大學的合作推進越來越順利，目前已初步完成寧溪鎮烏巖頭村、寧溪鎮直街、嶼頭鄉沙灘村、北洋鎮潮濟村等改造項目，并正在推進頭陀鎮頭陀村、嶼頭鄉柔川景區上鳳區塊、嶼頭鄉前礁村宋韻文化園、高橋街道瓦瓷窯村莊整治、演太線(烏巖頭—沙灘)沿線補給點以及涉及南城街道、澄江街道、頭陀鎮中華橘園等項目。

　　工作法之三：柔性規劃

　　城市的規劃是“一張藍圖繪到底”，但在村莊建設中，一張藍圖往往很難繪到底。

　　楊貴慶團隊到來之前，寧溪鎮曾聘請一家規劃機構對烏巖頭村進行整體規劃，但難以按照規劃圖紙組織實施。寧溪鎮黨委書記胡鷗說：“村民是房屋的主人，他們對山水、功能、環境有自己的理解，一張規劃圖覆蓋不了他們的不同認識和要求。”

　　楊貴慶認為，鄉村土地房屋產權關系復雜，文化要素深厚，價值觀念多元，這些特征往往深藏于民間。因此，由規劃師單方面給出的硬性規劃在實施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各種阻礙，如果強硬實施就顯得粗暴，反而可能給鄉村帶來破壞性影響。

　　鄉村的規劃與建設要是柔性的，不能僅從工程合理性或景觀美學出發，需要從梳理鄉村產業經濟、社會文化和空間肌理入手，漸進式、互動式、參與式地推進規劃和建設，有時候要邊建設邊商量、邊調整邊完善，必要時還要與村民達成妥協。

　　楊貴慶把團隊拉到烏巖頭村，組成“在地規劃工作室”，了解90戶人家的不同訴求，注重房屋功能和質量的適應性改造，注重鄉村歷史演進的動態性和多樣性，并高度重視就地取材，一方面努力再現鄉土景觀、古樹植被、碎石鋪地、小徑竹院、烏巖石室、梯田茶園等傳統鄉村風貌，另一方面注重村莊內在的造血機能、活力再生。

　　在沙灘村改造中，一位家住戲臺旁邊的村民強烈反對改變戲臺朝向，他認為，“戲臺之所以朝北建造是太祖爺爺可以直接看到戲臺的表演，一旦朝向改變，太祖爺爺將不再保佑他們家。”

　　楊貴慶順應和積極引導村民這種樸素的“風水思想”，與鄉村干部、鄉賢合作，既堅持整體規劃思想，又動態調整規劃細節，最終與村民達成了共識。

　　工作法之四：細化確權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分置改革；深化糧食收儲、集體產權、集體林權、國有林區林場、農墾、供銷社等改革等，進一步對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作出部署。

　　早在201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開始“三權到人(戶)、權隨人(戶)走”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部署，浙江各地穩步推進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頒證、農村宅基地確權登記、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三權到戶”改革。

　　產權界定清晰，讓農民有安全感和獲得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基礎，黃巖牢牢把握住了這一原則。烏巖頭村的改造，在“三權到人(戶)”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確權，明確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監督權，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1.省市財政撥付的舊村改造資金，劃入村集體所有的農村經濟合作社賬戶，在鎮里的指導下按計劃使用，納入村兩委議事范疇，接受村民財務公開的監督。

　　2.村集體所有的房屋，由農村經濟合作社統一改建和經營，村民擁有分紅權。

　　3.村民的房屋可自主選擇租賃給其他人，獲取租金收入；也可以租賃給農村經濟合作社，獲取租金收入和分紅。以烏巖頭村為例，約90%村民選擇租賃給村經濟合作社或外來經營主體，約10%選擇自用。

　　4.為開發鄉土旅游資源，黃巖去年9月成立了旅游事業發展集團，推進建立與不同產權屬性的旅游資源的契約關系，以市場化方式激活村莊人氣，形成多贏模式。

　　在這一過程中，黃巖區不是將村莊的改建整體承包給旅游公司或開發公司，而是與村民達成共識，鼓勵村莊內“細胞”市場化，整體上保留公益性和村民自治屬性，從制度上保護鄉村文化和資源體系的多樣性、豐富性。

　　工作法之五：功能注入

　　沒有功能的注入，鄉村的修復與激活就無從談起。黃巖區與同濟大學按三個層面對鄉村實現功能更新、再造、注入，盡可能推進“鄉土文化、空間環境、產業經濟”三位一體發展。

　　第一層面，給村莊一個“文化定位和定義”，修復和激活文化功能，形成特定的“鄉愁”和文化印記。

　　楊貴慶團隊給出沙灘村的文化定位是以太尉殿、柔川書院為特征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支撐起來的“英雄文化”和“耕讀文化”，給烏巖頭村的文化定位是“民國印象”，以文化定位為主線推進鄉村建筑的修復。

　　第二層面，給鄉村注入現代化的宜居功能。

　　這首先歸功于浙江省推進的美麗鄉村建設、黃巖區推進鄉村基礎工程建設，管線入地，鋪設污水處理管道，城鄉一體化建設基礎設施，在此基礎上高度重視宜居功能的打造。調研時看到，一些改造后的農民住房、農宿已不亞于城市住房的設施和功能。

　　第三層面，因地制宜注入多樣化的產業功能。

　　圍繞村莊改造而形成的創新業態，如各類臨街商店、工作坊、書店、體驗館、民俗博物館、民宿等；開發鄉村的旅游、大健康、培訓等服務型產業功能；培育和打造以特色農業、農副產品加工、水果休閑采摘等為主導的農業主題園區，推進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直接融合。

　　鄉村文化、空間環境、產業經濟互為支撐，不可分割。產業經濟是鄉村振興的“造血機”，是鄉土文化和空間環境建設的經濟基礎，為鄉村振興提供原動力；文化功能是鄉村文明的靈魂，是鄉村產業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意義所在；而空間環境建設是產業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的物質載體，空間環境的改善可以促進鄉村產業經濟能級提升，并為鄉村社會文化活動創造物質基礎。

　　工作法之六：適用技術

　　楊貴慶教授及其團隊利用同濟的研發優勢，不斷尋找和導入適用于鄉村改造的建筑技術、建筑新材料，探索適用于中國鄉村振興的地方村莊建設風貌導則，讓調研組印象深刻。

　　村居建筑的適用技術需求廣泛，如太陽能屋頂、節能門窗、雨水收集利用、墻體材料、地下水利用、污水處理等。在楊貴慶團隊指導下，當地一方面注重就地取材，如村莊路面的改造基本采用當地自然石材、植草磚、碎石等透水性強的材料，并塑造斜坡、利用地形迅速排放雨水并收集雨水。對古村中的原本地磚進行適當改造，使其變成性能完好、與周圍景色合二為一的路面材料，等等。

　　另一方面注重適用技術的引入。為適應性改造沙灘村一座人民公社時期谷物倉庫，將其改造成具有賓館功能的“糧宿”，楊貴慶團隊導入了十項適用技術，分別用于解決地面防潮、墻體隔熱保溫、雨水循環利用、污水處理、生物質能等鄉村改建中的問題。一些技術受到德國鄉村民居適用技術的啟發，并加以引進和示范，價格適宜，功能優良。

　　適用技術的導入，是確保鄉村建設質量提升的前提，為此，楊貴慶團隊和當地合作，編制完成了《黃巖村莊建設風貌控制技術導則》、《黃巖村莊建設風貌控制管理辦法》，形成菜單化技術應用和管控模式。

　　工作法之七：培訓跟進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亦是“三農”工作理論和實踐的升級版，這對基層干部等三農工作人員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構建系統化培訓體系，成為一項緊迫任務。

　　今年2月，同濟大學與黃巖區合作，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鄉村振興學院”，學院南北兩個校區均設在經過搶救“復活”的村莊中，校區所在的村落本身就是鮮活的鄉村振興樣本。

　　同濟大學為鄉村振興學院備好豐富的課程體系和師資隊伍，組建了一支由11名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和21名“鄉土專家”組成的教學團隊，開發出鄉村生態系統、鄉村產業發展、鄉村空間布局、全域旅游發展、美麗鄉村建設等20多個課程，形成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美麗鄉村建設等4大系列、多個特色培訓班次，基本覆蓋了省市縣鄉村各級人員培訓與教學需求。

　　除專題教學、培訓外，黃巖區還按“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同主題需求，為鄉村振興學院配置了第一批5個現場教學點。

　　我們在調研時感受到，首家“鄉村振興學院”的成立，不是應景性工程，而是來自于強大的需求拉力：

　　第一，鄉村振興需要系統化的科研支撐。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亟待進行理論升級和實踐探索，傳統的知識結構很難支撐鄉村振興的需要。

　　第二，基于城市現代化的中國城鎮化浪潮，支撐起中國經濟40年的快速發展，鄉村振興這一“規模化內需”，對經濟增長拉動的潛力巨大，僅楊貴慶團隊改造“糧宿”嘗試的十項適用技術，在中國農村就有巨大的市場。

　　第三，隨著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回歸鄉村”有望成為一種社會趨勢，新一代互聯網、大數據等新型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城鄉同構”成為可能，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在鄉村生活、就業、學習、養老。事實上，這一趨勢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已開始顯現。

　　據了解，同濟大學還計劃在具有不同特色的農村地區建設連鎖型的“鄉村振興學院”，用同濟大學全球化的科研、教學與成果轉化等資源，為鄉村振興提供系統化理論與科研支持。

　　工作法之八：黨建固基

　　有了鄉村振興這個“總抓手”，農民整體上感覺黨和政府在為他們辦實事，因此配合度、積極性都比較高。當地干部告訴我們，每一件事情達成共識，都能激活基層黨員干部的榮譽感，提升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層層壓實和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之基。

　　這一過程發生的機理如下：

　　1.實行“三級書記一個群”。區委書記(以及副書記、分管工作的常委和職能部門負責人)、鄉鎮黨委書記(以及鄉鎮相關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村支部書記(以及村“兩委”相關負責人)全部進入同一個主題微信工作群，有事情隨時溝通協調，任務完成情況及時反饋，形成三級書記聯動攻堅工作模式。

　　由于他們都在群里，誰的能力強、誰的主意好，大家都能及時動態掌握，這一小竅門成為破解干部不作為問題的好模式，組織部門也從中發現了一批優秀的基層干部苗子。

　　2.構建鄉村振興“共識機制”。一是黨員干部沖在前面，在“三個書記一個群”的工作模式下，想好辦法，率先垂范。

　　二是通過建設鄉村文化禮堂，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導、教育下移，并發揮“文化禮堂理事會”的議事、調解功能。

　　三是充分發揮鄉賢的力量，把鄉賢納入鄉村治理人才隊伍。鄉賢是一批有文化、有威信、有能力的鄉村能人。

　　3.營造鄉村治理的“正能量界面”。這個“正能量界面”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推進村級組織運行規范化、村民自治法治化、村務監督民主化，形成12項標準化制度，破解村民最關心的“選好人、辦好事、花好錢”問題(當地概括為“三化十二制”)；二是發揮村民主體作用，落實文明村鎮創建、好家風傳承、村規民約倡樹、婚喪儀俗整治等行動，推動鄉風文明落地生根；三是全面推進基層治理工作，按照浙江和臺州全力在抓的四個平臺加網格化的要求，形成了全科網格、責任捆綁、源頭管事、就地了事的格局。

　　工作法之九：城鄉共享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說，“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實現高速寬帶城鄉全覆蓋”，“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這些都指向共一個目標：實現城鄉共同繁榮。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李振宇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在黃巖區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城鄉共享”的社會發展新模式、新階段開始出現。

　　建設“城鄉共享社會”，促進更深層次、更廣范圍內城鄉的功能分工協作和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為實現城鄉共同繁榮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徑。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黃巖區和同濟大學共同推進的鄉村振興試驗，在實踐上能夠支撐起“城鄉共享”這一理論性概念。黃巖區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已在推進建設一種新型的“城鄉共享社會”。

　　這一實踐和理論模型的構建流程、形成過程大致是：

　　第一，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動態發展資源要素的全域化規劃、配置、協同，而不是城市和鄉村建設兩張皮、兩個思路、兩個框架。

　　在管、線、網等基礎設施建設上，黃巖一些鄉村與中心城區同標準、協同推進；在產業功能配置上，黃巖區從去年開始推進的34個重點建設項目，實現全區城鄉統籌考慮、產業鏈一體化推進，避免區塊割裂；在旅游、教育、醫療等軟性資源協同上，將大量優質資源配置給鄉村，如“鄉村振興學院”就直接建在村里。

　　第二，鄉村基礎設施的改進、“互聯網+”在鄉村的推廣，使得城鄉功能協同成為現實，返鄉創業、鄉村居住城里就業的人流開始出現。據了解，返鄉創業、就業的村民已占村民總數的三分之一。

　　“互聯網+”新業態在鄉村涌現，烏巖頭村吸引了城里的年輕人來創業，開設了不同類型的藝術體驗館、工作室。臺州一家知名企業的財務總監、企業股東李素君常住村里，白天到城里上班或干脆在村里處理工作。

　　第三，當地干部已開始深入思考和探討“城鄉共享”公共政策的創新、供給。

　　黃巖區委負責同志表示，推進城鄉振興，在黨委政府的職能配置、教育、醫療、福利保障政策的城鄉一體、農村產權制度的創新等公共政策層面，均面臨一系列的制約性因素，如果能夠一步步突破，在同一個公共政策框架內重新構建城鄉關系，可以對鄉村振興起到更大的推動力。

　　設想一下“城鄉共享社會”的場景，可以實現城里就業、鄉村居住，或者在鄉村就業、城里居住；可以將城里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平臺建在農村；可以把創意、設計等工作平臺放在村莊，在村里為全球的產業鏈服務，等等。

　　工作法之十：話語構建

　　同濟大學邀請了一些國外專家參與黃巖鄉村的規劃和建設。來自德國包豪斯大學的菲力浦教授說，沒有想到中國的鄉村有這么豐富的文化形態和文化價值。

　　楊貴慶和他的團隊意識到，鄉村振興與文化的傳承，是一個全世界都感興趣的話題，以鄉村振興為主題，可以推進全球對話，找到中國鄉村振興的全球坐標，構建出話語與傳播體系。

　　2015年11月初，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和同濟大學師生在烏巖頭村舉行“中德鄉村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設計工作營。為期十天的現場調研后，柏林工業大學研究生回國繼續進行為期一個學期的課程設計，把柏林城市周邊衰敗的鄉村再生和黃巖區鄉村再進行比較研究，提出創新的規劃設計。

　　同期，“中德鄉村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路徑探索2015學術研討會”在黃巖區舉行，一批海內外專家以中國的美麗鄉村建設和中外比較研究為切口，一起探討中國鄉村“升級版”的規劃建設路徑，以及如何促進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日前，楊貴慶團隊針對黃巖實踐進行了學術總結，以烏巖頭村改造為案例撰寫了《再創中國鄉村》(Reinventing The Chinese Countryside)，發表在“美國規劃協會雜志”(The Magazine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7年6月刊)上。這份雜志直接面向全美2萬多名規劃師，雜志的標題點出了美國人的興趣點“What can we learn from Wuyantou？(我們能從烏巖頭學到什么？)”。

　　楊貴慶教授還針對美國規劃界提出的“新城市主義”，提出“新鄉土主義”的概念，創新了中國城鄉規劃學科的理論，并以此來主導對外溝通的話語體系。

　　同濟大學有關負責人告訴調研組，不要小看了鄉村振興話語體系構建這一探索——對外來說，這可以讓更多外國人認識到中國正在以自己的道路模式解決鄉村問題，讓海外更多地看到中國農村文化的豐富生態和創新精神；對內可以讓更多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增強文化自信和發展自信，為鄉村振興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和內生動力。

　　調研組在黃巖調研時，同濟大學的專家和黃巖的干部還在商量，依托鄉村振興學院開展更多的全球學術交流，還可以舉辦更高層面的“鄉村振興國際論壇”。這些思路讓我們感受到，在鄉村振興這一“總抓手”下，基層所涌現出來的思想活力和創新動力。

　　調研后記

　　在浙江省和臺州市的支持、領導下，黃巖區引入同濟大學資源體系，探索與推進“鄉村振興工作法”，促進全區工作邁上了新臺階。2017年，黃巖區在臺州市綜合考評中，從2016年的第6位上升為第2位；2017年，其GDP增速在全省排名第6，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在浙江省排名第一。

　　鄉村振興不是低層次振興，或者城鎮化模式的復制，而是基于城鄉共同繁榮、城鄉共享國家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公共政策框架下的全面振興，這為同濟大學這樣的高校提供了施展作為的大舞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鄉村振興工作法”還需要不斷完善，但其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們將鄉村振興看成一個系統性工程，以此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進而激發出當地干部群眾干工作、抓發展的積極性和內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