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曾經和“垃圾圍城”的標簽緊密相隨。他曾圍繞北京周邊行程一萬五千公里，走訪了四五百座垃圾場，拍攝了1萬多張照片和超過60小時的視頻素材。隨后，“垃圾圍城”成為環保熱門詞匯，也推動了政府決策：北京市宣布投資100億元，用5到7年時間治理完成周邊近千個非正規垃圾填埋場。

　　近日，王久良帶著歷時三年拍攝的紀錄片《塑料王國》重回公眾視野。這部尚在剪輯制作之中的紀錄片，呈現的是世界范圍內的廢舊塑料在中國進行回收處理的現狀。

　　昨日，錢江晚報記者聯系上正應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的王久良。他說，這次將調研美國塑料垃圾全球出口與回收的課題，“說白了，就是挖一挖美國垃圾到底是如何進入中國的。”

　　廢舊塑料產業存在了20多年

　　子承父業極其普遍

　　記者：《塑料王國》拍攝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王久良：《垃圾圍城》拍攝的是北京周邊的垃圾污染狀況，《塑料王國》呈現的是世界范圍內的廢舊塑料在中國進行回收處理的現狀。我的紀錄片的主角叫依姐，11歲。她7歲時隨父母來到塑料廠打工，父親承諾說等在塑料廠打工賺了錢就送她去上學。然而一晃4年過去了，父親并沒有兌現他的承諾，而這11歲的小女孩，最后也無法避免地成為一名塑料廠工人。

　　記者：在你拍攝過的這個人群中，這種子承父業的現象多嗎？

　　王久良：當某個產業在一區域一支獨大，勢必會排擠其他產業的生存空間，而生活在這個區域里的人們，無論情愿與否，大多也不得不委身于這個產業。廢舊塑料產業已經在這些地方存在了二三十年，子承父業的現象極其普遍。

　　他們在污濁環境中受傷害

　　其實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系

　　記者：依姐現在的命運如何？

　　王久良：在我們的推動下，依姐最后回到家鄉，進入當地的小學，從一年級開始讀。但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當面對如此多的適齡兒童不能入學的時候，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無力感，不知該怎樣去做。依姐的情況僅僅是一個個案，還有那么多的孩子……

　　記者：受洋垃圾傷害最大的可能是最底層的人，你認為社會可以為他們做些什么？

　　王久良：在整個的拍攝中，我看到了太多自身的利益被這個產業傷害卻又不敢言語的人們。我們所能做的，是讓更多的人們知曉那里正在發生的一切，讓更多的人們看到那里不容忽視的環境污染，知曉那里的人們在這污濁的環境中所受到的傷害，更要明白這種傷害其實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系。

　　做好項目在垃圾輸出國的推廣

　　不失為推動現狀改良的途徑

　　記者：在你拍攝過的地方，有沒有后來通過努力使環境變好的例子？

　　王久良：還沒有，這需要一個過程。

　　記者：你曾說過，拍攝《塑料王國》，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作品去影響垃圾輸出國，從源頭上推動問題解決。如今是否已經收到效果？

　　王久良：這個項目目前算是剛剛披露，還談不上效果。2014年8月，我在紐約亞洲協會做了《塑料王國》的專題講演。這些塑料垃圾中包含美國的，且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觀眾很震驚，因為他們從未想到自己產生的垃圾，最后居然是遠赴中國且以那樣的方式進行所謂的回收處理。因為他們已經為拋棄垃圾付費，委托相關的機構進行有效的處理，可他們被騙了。

　　拍攝沒過半年

　　臉上就生了大瘡

　　記者：常年在垃圾場、廢舊塑料加工場的惡劣環境下拍攝，對你的身體及心理狀況是否產生了不良影響？

　　王久良：我曾說過，在垃圾污染問題上，沒有人是安全的。《塑料王國》的拍攝現場，我們明知道那些塑料的煙氣有毒，可我們還得強忍著在那里堅持。拍攝沒過半年，我臉上就生了一個大大的氯痤瘡(記者注：氯痤瘡是一種可伴有全身中毒的職業性痤瘡，系接觸各種鹵化芳香烴所致)。直到現在眉心上還有一個明顯的疤痕，這也算是《塑料王國》給我留下的紀念吧，免得我忘記那段不堪的時間。

　　記者：你的《垃圾圍城》曾促成北京市政府的決策，你現在仍然相信影像的力量嗎？

　　王久良：我時常告誡自己，切莫妄自菲薄，即便是再微弱的力量，也總有讓自己身邊的環境趨向改良的可能。

　　完美的垃圾回收

　　高昂的處理成本

　　記者：你去國外交流時，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好的垃圾處理方法？

　　王久良：看到了。比如2012年我去日本參觀了一家專門回收廢舊塑料的公司，叫做戶部株式會社，很先進，但是，完美回收的代價是高昂的處理成本。他們廠每處理1噸塑料礦泉水瓶，當地政府就要補貼20000日元(約1200元人民幣，2012年數據)。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他們無法支撐工廠的運營。

　　剛才說的還是成分相對單一的廢舊塑料，而那些成分復雜的，大部分被運往中國。

　　有需求就有消費

　　有消費就有垃圾

　　記者：你曾說過，大量垃圾的產生，和人們的消費文化、資本運轉也離不開關系。你認為人們的消費觀念、生活方式等是否也要進行徹底的變革？

　　王久良：人類的欲望無法從根本上遏抑，有需求就有消費，有消費就有垃圾，當消費遭遇現代化的資本生產，垃圾問題就會如魔咒般伴隨我們整個消費主義時代的始終。

　　回到實際，還是那句話，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盡可能修復這個系統。我必須承認，在這消費主義大潮之中我也無法獨善其身，甚至意識到，從遏抑自己消費的角度，試圖解決垃圾問題，猶如戴著腳鐐跳舞，收效甚微乃至令人沮喪。何況，決定環境形態的因素除了富有者的過度消費之外，還有世界范圍內絕大多數的貧窮者對于環境的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