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禁書”《金瓶梅》開篇寫道：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短短28個字，將一個16歲的少女寫得殺氣騰騰。對此詩人楊黎認為，《金瓶梅》本來是一本教育人五講四美、計劃生育的貞節之書，它并不比《水滸》這種在替天行道借口下，主講殺人放火血腥暴力卻堂而皇之成為“四大名著”的作品更低級。可惜，在一個殺人放火比偷奸養漢更符合道德律的國家，它從來沒有被接受。而這之后的幾百年，它更是被粗暴的披上了色情外衣、政治外衣、歷史外衣。只是，在一個越來越沒有秘密的世界上，我們緣何還在閱讀中保持這種令人尷尬的矜持？

　　朱新建《金瓶梅》圖冊

　　在我們那個年代，好玩的事情很少，看書，特別是看書中有關男女關系的內容，實在是我少年時代的最大樂趣。我記憶中比較難忘的，都是一些非常革命正派的小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成長演繹，特別是被縮減為《保爾與冬妮婭》的愛情臆想之后，基本上成了我的枕邊書。還有《艷陽天》里，我刨開那些革命故事，專找壞人的細節看。“情人眼里另出西施，馬之悅說，他愛的就是她的一身膘。”還有《紅樓夢》。我對那個完全包括在意象、文辭、欲說又休的囈語中的亦幻亦真的世界，也逐漸有了興趣。作為知識的一種，我為我正在強壯的身體而遺憾，我想我怎么不是“多愁多病身”呢？

　　一開始，我的閱讀就是建立在窺淫的目的上。這種閱讀述求，基本上影響了人類的敘事本質，它與創世神話和歷史演義同為人文關懷。在一面努力為淫的時候，自身昂揚的荷爾蒙又讓身體安靜。我們說的靈魂，比如我們對未知的恐懼以及對秩序的需求，就以道德的形式出現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聽說《金瓶梅》的。在中國有這樣一本書，它由三個女人的名字構成：金蓮，瓶兒，春梅，而這三個淫蕩的女人又都和一個叫西門慶的男人有機的關聯在一起。金蓮之淫、瓶兒之蕩和春梅之騷，被一個不知名的人浩浩蕩蕩地寫了100回，比曹雪芹的76回還多了24回，但是我們卻不知道他是誰。蘭陵笑笑生自然成了最早的網名，而作者自然也成了最早的水軍。只是這個水軍，居然沒有人給他買單？即使是少得可憐的5毛，也沒有，他完全是自作自受。比起凄風苦雨中遠逝的曹雪芹，他又多了一份遺憾。對于剛剛有著文學夢想的少年，我覺得我不愿意當《金瓶梅》的作者。

　　我在中國正宗的文學史上，幾乎沒有讀到有關《金瓶梅》稍微像樣的評介。作為一部傳說中比四大名著更有名、或者差不多有名的中國文學奇跡，我對它的所有了解，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傳說之中。什么銀托子、羊眼圈、相思套。只是這樣的誘惑很滑稽，它導致我必將進入的衰敗。對我而言，曾經有很長的時間關于性的想象是不真實的。而這種虛幻、幼稚的性想象，不能說單源于《金瓶梅》，卻一定源于以之為首的中國明清色情小說。

　　也就是說，《金瓶梅》的時代并不是孤立的時代。一大群隱名埋姓的寫作水軍，帶著他們的《肉蒲團》、《九尾龜》、《枕上春》、《國色天香》而來。而這些誨淫不倦、自娛自樂的作品有些共同特征，里面的男人都有陽具偏小的大缺憾(西門慶除外，所以他最有影響力)。后來，我問過國學專家，我說這難道就是傳統的中國病？為了解決這個難言之隱，在那些小說里面，男人遍訪名醫神仙，最后成功換一驢具，再出江湖，成為中國女人的夢中情人。

　　當然了，還有就是一本小說與一個時代的必然關系，似乎包含在整個世俗形態的流變之中，經濟、宗教、倫理、法律都不落下。所以，關于《金瓶梅》的研究，仿佛都必須和明末清初的歷史研究緊密的扯在一起。我覺得這的確也分不開，至少分不清。雖然對于中國而言，打戰國亡至民國建，這國與國之間，就沒有發生過足以改變世界的影響。作為一個專業的寫作者，我更愿意從文本與文本建設中理解和談論這樣的關系。所謂明清小說的興起，以及這些小說與唐詩宋詞的差異，其實只能是文本自身的發展與文本自身的差異。一句話，語言的成熟，確定了表達的多樣化。我甚至可以這樣想象，在《水滸》、《金瓶梅》之前，人們的言說方式也許都有點“詞不達意”。漢賦的華麗，掩蓋不了文言與怨婦的先天性貧血。這貧血的結果，那就是漢語的早夭。唐詩的珍貴，包括它著名的月亮、山泉、薔薇、楓葉、野火、烽煙、大漠、女人、美酒、琵琶……都脫不了一個文藝青年的味道。更不要說宋詞了，它千百萬轉之間，一心要表達的僅僅是一個民族對旋律的丟失。這個時候，我們其實應該承認了，明清小說的龐大、雜亂、骯臟和下流，特別是它的骯臟和下流，恰好為瀕臨絕跡的語種提供了再生可能。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人具換驢具，甚至包括不可否定的《紅樓夢》里那首氣死所有唐詩粉的“女兒樂”。

　　不過這并不是我們理解的浪漫主義文學，當然也不是現實主義文學，這是中國特色的人間傳奇，不知道它屬于文學的一種還是歷史的一種。它不僅在上面那些禁書里大行其道，即使在我們的歷史中也理直氣壯。把幻想和現實分不清楚，其實也不想分清楚，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

　　《金瓶梅》詳細描寫了男女私事，而且全是那些只能做、不能說的私事。誰都看了樂了，但誰都這樣認為，這些淫穢的細節描寫，不利于人類自身的道德建設。或者說，我們面對我們的欲望，如果不保持一套設計完善的秩序，整個世界就面臨毀滅。

　　據說中國夫妻在行夫妻之事時，必須關燈無語。而皇帝后宮三千，但也沒有搞三P四P的。如果搞了，肯定就是千秋荒淫之帝，必遺臭萬年。作為一個中國儒生，我說《金瓶梅》的作者，他就算潛水，也還得為自己的靈魂披上一件禮儀的外衣。打開這本天下第一禁書，一開始就看見嚇人為善的詩篇：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短短28個漢字里，面對一個16歲的少女，居然殺氣騰騰。所以，其實《金瓶梅》本來是一本教育人五講四美、計劃生育的貞節之書。

　　我小時候看書，特別喜歡看壞人做壞事的情節。但，就是到了現在，我也沒有看見《金瓶梅》究竟怎樣壞的？與《水滸》相比，一本在替天行道的借口下，主講殺人放火血腥暴力的小說，卻堂而皇之的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四大名著。從這個角度看，殺人放火實在比偷奸養漢更符合道德律，自然也更容易被缺少道德的國家、種族和它的文化接受、理解和傳播。

　　《金瓶梅》作為一本小說，它的所有價值，都得等它能夠足本呈現、正大光明的面對世界之后，我們才可以清楚。作者為自己披上的因果報應、嚇人節欲的外衣，以及后人為它披上的藝術外衣、政治外衣和歷史外衣，都是不切實際的，包括這篇文章本身。這確實是人類的毛病，至少是明清小說的毛病。一方面津津樂道的描述男女之事，一方面又必須為這樣的描述找到道德的借口。相比西方那些作家，他們在相同的描述之下，敢于直接站在道德的對立面，把邪惡從自身感受和思考中解救。我曾經以為這是宗教的原因，對于不能直接面對具體的神的群體，他自然更不敢面對習俗這個摸不著、看不見的龐然大物。

　　如果我們要給《金瓶梅》正常評價，那么我們首先就要給男女關系以及男女關系所及之事之物之態以正常的評價。而且，這種評價必須建立在公開、公正、公平的基礎上。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的評價才能滿足上帝對我們的要求。這個要求首先是不允許比喻，不允許“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聞”的意淫。因為它看上去很迷人，但人類不斷打開的內心愿望，似乎就這樣被隱藏了。特別是在今天，隱私已經成為了對世界的背叛，而我們還在閱讀和現實的雙重虛構中，保持頗為尷尬的矜持。

　　楊黎，男，1962年8月3日生于四川成都。1980年開始寫作。1986年參與創辦《非非》，為非非主義寫作的領軍人。2001年，參與創辦《橡皮》、建立廢話寫作群，為這個寫作群的理論闡述者和寫作者�，F已出版《小楊與馬麗》、《燦爛》、《向毛主席保證》、《五個紅蘋果》、《一起吃飯的人》等詩與小說。

原標題: 再讀《金瓶梅》：節欲“外衣”下的尷尬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