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晉寧事件，8條人命搭了上去，世人震驚。

　　在慘劇面前，昆明市委書記高勁松高屋建瓴，在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時，將這起事件的發生，歸結為“存在群眾路線踐行不到位，做群眾工作能力不強的問題”，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對照焦裕祿、楊善洲等先輩先進，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權力是從哪里來的，是用來干什么的”。

　　不錯，晉寧暴力沖突事件發生之前，只要與之相關的部門能夠把“群眾”二字放眼里，只要對手中的權力稍微有點收斂之意，這場干戈都不至于鬧到8死18傷的慘烈程度。因此，高書記這番放之四海皆真理的概述，高度是足夠的，境界是到位的，沒有太多可擊之懈。

　　但晉寧這場圍繞征地補償引起的矛盾沖突，從2010年項目征地以來，造成激烈沖突的危機就從沒消除過。從已經公開的報道可以看出，早在去年10月，當地就發生過工作人員和公務人員遭村民大規模堵截事件，30余輛公務車被砸，26名公安民警和1名協警不同程度受傷。今年6月3日，當地上千村民持農具擊退數百強征人員，掀翻征地車輛、警車數輛，扣押官員迫使政府釋放早前被抓的維權村民。由此可見，在當地無論是征地拆遷方，還是政府職能部門，早就在與群眾，各自走著一條殊途而背離的路線，權力與群眾的關系，已經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一個地區的社會矛盾，沖突到了這個地步，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才是不正常的。作為眼鼻子底下的這個“社會險情”，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到8條人命葬送之后，才醒悟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才幡然覺得權力應該為民所用，實在給人有著賈寶玉在黛玉墳前“我來遲了”的那種令人又痛又惜的糾結情緒。

　　踐行不到位，是思想根源，但就反思晉寧暴力沖突來說，它還遠不夠。根據新華社報道，這個在建項目，從來沒有正式簽過征地補償協議。它至少說明，這個項目最起碼必須的合法手續都不具備。但是，相關報道披露的種種細節表明，每次沖突，項目方的背后，都有著權力的強勢撐腰。許多職能部門，主動站在了維權民眾的對立面，甘當這個在法律程序上先天不足的項目的維護方。

　　如果沒有更大的權力在背后支撐，憑一個商業項目的開發商，有沒有可能令這些職能機構召之即來、來之能助？如果沒有，那么，這個背后的權力是誰？相關部門執法的依據是否過硬？這些問題不順藤摸瓜梳理出個責任主體來，籠而統之地說群眾路線，講焦裕祿精神，談權力從哪里來，還遠遠不夠。

　　晉寧暴力事件，迫切需要總結的是法治教訓。死傷這么多人，迫切需要具體的人出來承擔責任、具體的權力出來接受法律的審判。昆明市委市政府，更是應該首當其沖地站出來挑擔子，向公眾社會表達領導失察、處置無方的誠懇歉意，傳遞限期查明真相、依法嚴懲包括職務犯罪在內的犯罪行為的處置決心。否則，講再多的道理，都會讓人感覺要么言不達義、槌不在點，要么王顧左右、給和尚念經。

　　離開強征與補償核心內容的反思、離開8條生命廝殺中消失的總結，都是話不帶血的一種超凡脫俗。就不會有真正痛定過后的思痛，不會有真正在心里流血的深刻。抓了思想源頭，還需抓緊講法治。否則再正確的道理，帶給社會的正能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原標題: 晉寧事件還需總結法治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