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金時代》公映之前開始，這部電影就帶來了廣泛討論。雖然評論眾多，仍不免有些隱蔽而關鍵的東西尚未被談及。為此，《洞見》特別策劃《再議<黃金時代>》系列，另辟蹊徑、冷靜思考。

　　隨著電影宣傳，“黃金時代”已然成為流行詞匯，被廣大文青當作一則歷史童話高歌。評論人徐鵬遠通過歷史真相的還原，揭示了這一描述的虛幻性。進而，他認為“黃金時代”繼承了“民國范兒”對于舊時代的美好想象，承載了更多的歷史矛盾和當下訴求，文青們從中各自取用著廉價的感情故事、八卦聊資、勵志傳奇和裝逼利器。

　　隨著文藝大片《黃金時代》的宣傳與熱映，“黃金時代”這個詞語組合就此擠入了當代的流行語匯。它特指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由蕭紅及一眾左翼文人以情愛為核心、流浪為載體的故事延展而來，披上了愛與青春、自由與夢想的浪漫外衣。甚至有人直接描繪這是“一個民氣十足、海闊天空的時代，一群年輕人經歷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時光，這是所有文藝青年的黃金時代。”

　　在“青春之歌”的響亮口號因為意識形態色彩及年代久遠而被嫌棄和淡忘，“民國范兒”的說法也逐漸冷卻并生出審美疲勞的情況下，“黃金時代”的橫空出世不僅順利接棒，延續了對舊時代的美好想象，也填補了前者在概念和敘述上的某些空白。然而言說方式的成功并不能填補語詞本身的虛幻，更無關于言說本體的真實面相，所謂“黃金時代”不過仍舊是激情化追蹤與櫥窗式觀賞策略下的一劑歷史鴉片，催生著又一場文青的意淫春夢。

　　何來之有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取自蕭紅于1936年11月19日在日本東京寫給蕭軍的一封信：

　　“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愿意關了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從此我又想到了別的，什么事來到我這里就不對了，也不是時候了。對于自己的平安，顯然是有些不慣，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

　　此時的蕭紅，由于魯迅、胡風的提攜已在上海文壇立足，寫作賺錢不成問題，東渡之前又從“奴隸叢書”結了一筆稿費，數額有百余元，生活上自然不至于過分憂慮，何況對于一個忍受過極度饑餓和貧寒的人而言，哪怕只是安穩些許，亦分外難得了。尤其促使這種“平靜和安閑”更加顯眼的是，處在感情痛苦之中、與蕭軍分隔兩地的蕭紅孤身一人獨處異國，又語言不通，可以說全無與外界的交流，近于自閉狀態。她在1936年底寫的詩句中就說過：“從前是和孤獨來斗爭，而現在是體驗著這孤獨，一樣的孤獨，兩樣的滋味。”當生計無需發愁時，閑下來的孤獨便會被放大成無盡的空虛寂寞，“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此處的“黃金時代”絕非無所羈絆的自在時光，更多的怕是一種自嘲甚或是對蕭軍的一種激將和埋怨。

　　此時的蕭軍呢，因為在魯迅墳前焚化新出版的《中流》等雜志，被張春橋等諷刺為“魯迅家將”“孝子賢孫”，為此蕭軍與張春橋編輯部一眾相約決斗。早在當年3月，蕭軍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即被張春橋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批評為不應該有的作品，魯迅所作序言也一同受到攻擊。魯迅隨后寫作《三月的租界》予以駁斥，蕭軍亦撰寫文章《有所感--關于一本“不夠真實的書”》。一年后的9月，蕭軍又因文章尺度問題在武漢被綁架，經董必武解救才恢復自由。電影中二蕭的每一次漂泊都帶著時代的波瀾和感情的糾纏，而事實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安全和自由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選擇了逃離。所謂“黃金時代”的流浪，不是因為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所迫。

　　以雜文著稱的魯迅，其實在30年代才集中于這一文體的創作，語言風格也發生了極大變化，越來越尖利刻薄，這與其人身處境直接相關。在魯迅與二蕭第一次見面的最后，許廣平說：“見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時候再見了。”魯迅隨即補充道：“他們已經通緝我四年了。”這是魯迅人生中第二次被通緝，與1926年的不了了之不同的是，這次通緝直到他去世都沒有解除。隨著30年代左翼文藝的正式建立，魯迅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可以說這時候的許多文章都是文人筆仗的泥潭里生出的。僅1933、1934兩年中，魯迅就更換過62個筆名，頻繁空前。不知所謂“想罵誰，就罵誰，這是暢所欲言的時代”從何說起？

　　1936年，胡風正陷于左聯內部“兩個口號”的論戰之中，由于涉及到與周揚、馮雪峰等人際問題和中共的政治策略，胡風處境尷尬，其在回憶錄中多次說到“唯一能做的，是服從，不說話。”隨后“左聯”解散，胡風又被茅盾指為“胡風他們還準備另外成立一個團體”，為日后的悲慘遭遇埋下隱患。這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個“想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想飛多高，就飛多高”的時代吧？即使從小事說起，這一時代也遍布荊棘。胡風在回憶與二蕭初識的情景時講過一個故事：一次從魯迅家出來后，胡風與蕭紅玩起了賽跑，蕭軍尾隨鼓掌助興，兩三天后魯迅即在信里告誡胡風不要在馬路上賽跑，萬一巡捕攔住詢問身份和地址便可能惹出禍來。

　　至于意氣風發、巾幗英雄般出場的丁玲，除卻為人熟知的坐過國民黨監獄以外，影片中她與聶紺弩的同去延安其實是因為與陳明戀愛而被召回述職。連戀愛都會受到組織介入的時代，何談“想愛誰，就愛誰。想結婚，就結婚”的快意恩仇？1942年，延安整風，丁玲險些因為作品《“三八節”有感》與王實味同獲罪名，后被當做失足者隔離搶救。

　　“黃金時代”何以高揚

　　既然如此多的時代真相都與黃金面貌相左，那么斷章取義的“黃金時代”為何還能被當做一個舊日迷夢和傷時懷古的激昂口號得以高揚？

　　首先當然和主角們后來的命運有關。1936年，魯迅病逝，留下一系列計劃中的創作未能開展；1942年，蕭紅病逝于香港，“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不甘，不甘”；1940年蕭軍來到延安，與周揚論戰，為王實味抱不平，終因“文化報事件”被排斥出文壇三十余年；1955年，胡風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入獄近20年；1958年，舒群、羅峰、白朗被打成“舒羅白反黨小集團”；聶紺弩除了受到胡風案以及反右的沖擊，1967年又因“現行反革命”被判無期；1955年以后，丁玲勞改12年，入獄5年。比起這些遺憾、冤屈、苦難的災禍，或許早年的歲月確是他們波折一生中相對美好的時光，更何況那些過往的人與事已有太多復雜的細節被歷史隱去被后人忽略，進入到當代大眾關注點與被消費的只剩下抽離了具體情境的激情和姿態以及經過渲染的情愛糾纏。一段經過了提純和渲染的故事化情節，只是一種櫥窗式的展現與戲劇化的煽情，無心無力也無益于真實面相的還原，只要情緒足夠飽滿專注，便不難培養起一個虛泛的概念或者意象，況且這種標簽式的歷史想象還有助于對另一段歷史的表態和宣泄。

　　這種一廂情愿的歷史訴求在此之前搭上過“民國范兒”的便車。只不過任何文藝性的片面歷史表述終究都會因為語詞的泛濫使用和素材碎片的有限重復展示而歸于疲勞和乏力，而且在“民國范兒”的風姿綽約中始終缺少“左翼、革命、蘇區、解放區的位置”(張慧瑜語)。于是在留白處尋找一種情調相近的全新表達，不僅滿足了繼續言說過往的欲求，更找到了比已有表述更適合接續當代的歷時路徑。“民國范兒”所呈現的自由化、精英化、貴族化、體面化固然誘人，然而卻因承載意義的歷史人物的后來選擇和去向與當代史分離，出現了某種斷裂。對“左翼文青”的重新發掘和裝扮，不僅賦予了現代史的重述，依然保留著理想、自由、個性、文藝等關鍵詞不至沖突，還順承著人物的人生歷程與當代史實現了無縫銜接，從而完成了一個連貫的20世紀歷史線索。比起“民國范兒”的古玩趣味，“黃金時代”顯然容易承載更多的歷史矛盾和當下訴求。

　　經歷過革命與資本雙重洗禮的當今中國，仕紳學人與名門閨秀的“民國范兒”早就失掉了再生的土壤，即便尚有重提的價值，不過滿足了些當事者的后人、橫跨兩個時代的老者、或者已然掌握了話語權和社會支配力的精英階層。相反，忍受過饑餓和貧窮，轉而通過投入某種潮流、某項事業，又得到前輩青睞提攜獲得成功的蕭紅蕭軍之類，更符合仍處于懷抱希望、無所擁有狀態的廣大文青，他們既寄存歸宿于未來，也在當下具有著更強的文化消費力。雖然文青們未必真有追求愛情與個性的勇氣，也不見得理解和認同了自由、理想的真正含義，卻并不妨礙作為互聯網主力的他們將一個摻雜了這些元素的所謂“黃金時代”，以朋友圈的方式擴展傳播，享受了意淫春夢的浪漫快感的同時，各自取用著廉價的感情故事、八卦聊資、勵志傳奇和裝逼利器。只是黃粱美夢，空留一床黏濕，隔絕了歷史和現實的前提條件與社會規則，這面高揚的旗幟只是臥榻上的一劑鴉片，何況“革命浪子”的狂熱理想主義本來就是虛幻的，以烏托邦主義和天堂主義為歸宿的(尉天驄語)，不過是“知識分子的鴉片”(雷蒙·阿隆語)。

　　其實，許鞍華導演在許多訪談中無數次地說過了，“黃金時代”是個反諷。

　　徐鵬遠，媒體謀生、閑筆撰稿。文章散落于文字大潮，海底撈針或可不期而遇。

原標題: 民國真是文青的黃金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