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在北京舉辦的2014年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高峰論壇上，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教授陳興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這一罪名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無論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了利益，都可以認定為此罪。收受禮金罪并不是受賄罪，量刑比受賄罪輕，“這個罪名的設置就將感情投資的問題解決了”，陳興良說。 (9月28日《京華時報》)

　　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盡管這一信息不是來自國家權威部門，而只是一個高峰論壇，但公眾普遍解讀為，如果刑法修訂，將會有這一罪名。因為，作為術有專攻的教授學者，在諸如法律修訂此等專業領域內，確實能比普通人更早知曉修訂的內容、程序等，并可以積極向有關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看來，“收受禮金罪”并非空穴來風。

　　應該說，刑法中增設“收受禮金罪”，既是法律制度本身的一種完善，也有利于司法實踐中對案件性質的判斷，把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之籠織得更細密。但在筆者看來，當前最為關鍵的還不是刑法應不應增設這一法律規制，把官員的“禮尚往來”管起來，而是我們如何對現行法律法規更好地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反腐敗工作的深入持續推進，一批官員以或“老虎”或“蒼蠅”的樣子在公眾面前現出了原形。雖然他們所犯罪行牽涉很廣，但人們基本都能看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老虎蒼蠅們的案情中，總晃動行賄受賄的影子。此前媒體多有曝光：一個落馬官員家中被查獲數百萬元現金并不鮮見，有的甚至是上千萬元或者更多，讓公眾看得目瞪口呆，繼而聯想不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輿論關注浪潮。那么，現在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打擊腐敗，倡導廉潔，增設一個“收受禮金罪”究竟意義有多大呢？道理很簡單，現行的法律制度對于懲治官員的貪賄行為已經夠用，比如受賄罪、貪污罪。當一個官員不懼違法也要收禮，變著法子也要開辟斂財之路，又怎會因法律中多了個“收受禮金罪”而收手？

　　從現實來看，在某種意義上，官員收受禮金其實是打法律的擦邊球。根據現行法規，官員單純收受禮金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視情節輕重要受黨紀、政紀處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官員經常以“禮尚往來”為由為實際上的受賄行為辯護。而這恰恰造成了一種司法尷尬，一個官員單純收受禮金，很多時候只能是違紀處罰，而不是以受賄罪量刑追責。當然，法律中也還有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等著他們。

　　“禮尚往來”，于國人而言，無論親戚朋友之間，還是同事之間，是有這么一個傳統。但顯然，這絕不能成為官員收受禮金減輕懲罰的理由。而且，“收受禮金罪”在客觀上也可能導致這么一個負面效應——受賄了，被查處了，因為收受禮金罪比受賄罪量刑要輕，那么受賄者就會千方百計往輕罪上靠，以逃避更重的懲罰。不能不說，這是“收受禮金罪”的一種副作用，甚至也是對現有法律資源的一種浪費，需要我們小心謹防。事實上，只要我們把現行的法律制度嚴格執行了，那老虎也好，蒼蠅也罷，都是逃不出、飛不出恢恢法網的。

原標題: 謹防“收受禮金罪”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