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晚，中央紀委通報稱，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秦玉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按照當前反腐的強勢節奏，即便落馬官員秦玉海頂著十八大后河南首個“老虎”的“榮耀”，也不足為怪。反倒讓人們熱議的是另外一件事：秦玉海在官員之外還擁有第二個身份——“攝影家”，曾經還斬獲攝影“金像獎”，作品也出現在多個一線城市，但因為他現在落馬官員的第一身份，第二身份迅速貶值，昨日北京地鐵就表示將撤掉地鐵里所宣傳的秦玉海作品。

　　盡管這也符合當下包括攝影在內藝術的價值走向——一個人身份地位越高其作品將越值錢，反之一個人如果身份地位有所下降，那么作品價值隨即貶值，總之是看人不看作品。但投放在秦玉海身上，還呈現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一是官員都落馬了，其作品怎么能出現在公共場合？二是盡管官員落馬了，但作品如果真有藝術價值，那么不能因此跟著“倒霉”，撤掉官員的作品，這政治風跟得也太緊了點。

　　孰是孰非，如何判定。這里有個觀察的維度是，官員是否因為權力的因素成了某個藝術領域的“大家”？換句話說，如果是因為權力讓官員在藝術領域享受到了“一榮俱榮”的特殊待遇，那么因為“落馬”導致藝術跟著“一損俱損”，也自然在情理當中。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不能排除另外一個可能，拋開官員這一特殊身份，作為一個生活當中的個體，如果其在藝術方面有一定的造詣，那么即便官員落馬了，其作品的藝術價值也不應該貶值。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像秦檜，死后雖背負罵名，但秦檜的字體卻為人稱道，至今得益。

　　“一榮俱榮”的時代雖未終結，但我們應當對這種“一損俱損”的方式做一個切割。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承認和尊重一個人的多面性。尤其是在官員身上，過去那種一朝掌權遮過百丑、貪腐淹沒了所有功績的二元認知，不應該繼續被沿襲。這是如何評判官員第二身份的重要前提。在這個前提基礎上，我們再回頭審視秦玉海的藝術價值時，便必須要發問，我們究竟要給秦玉海一個怎樣的身份，是落馬官員，還是“攝影家”？

　　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回答另外一個問題，即秦玉海的攝影家身份是怎樣來的。2011年7月，《中國攝影家》雜志刊發過一篇對秦玉海的訪談，訪談中秦玉海自述了自己是如何走上攝影之路的。盡管秦玉海在焦作工作時，起初因為看不上其他攝影家拍攝的照片，便自己干起了這一行，但他也承認，“我拍的云臺山作品幾乎焦作所有酒店都掛”“器材上由他人提供幫助”。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從這些內容中我們也多少能夠判斷出，秦玉海這一著名攝影家的身份，并非因為藝術價值而獨立存在，可能是藝術領域對權力的邀約。

　　盡管肯定了這一點，但我們依舊不能以如此粗鄙跟風的方式，對待他第二身份的價值。權力的光環曾帶給他藝術的榮耀，當光環暗淡之后，藝術緊接著就被掃地出門。這樣的邏輯跟官員藝術家的成長邏輯，又有何本質的區別呢？

　　這并不是為秦玉海喊冤。以文明和程序正義的方式，去反對那些我們應反對的事務，這是促進這個社會成長的一種必需。在秦玉海身上，當我們基本認定了其第二身份的特殊來源，那么如何處理作品上，我們還應做到追問其布展的資金來源是否存在問題。倘若資金亦如同其藝術身份一樣，是借助權力而來，那么在像地鐵這樣的公共場合中，以資金問題而撤掉布展，便符合程序正義了。至于他的藝術價值，盡可留待公眾評說，大可不必以落馬官員一損俱損的方式去下結論。

原標題: 藝術為何同官員一同落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