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孕婦剖宮產手術后死亡，眾多媒體紛紛以“產婦死在手術臺上，醫生護士全失蹤”進行報道，引起巨大的反響，很多人對“湘潭醫生的無良”幾乎是“同仇敵愾”。以醫學專家、公共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一方則針鋒相對，駁斥民眾不懂醫學知識，妖言惑眾。@破破的橋說：“對學術或專業議題，沒有靠譜的方法來區別忽悠和非忽悠，因為被忽悠的根源在于知識盲點過多。大眾不可能學習，只能選擇信任誰。”

　　典型的輿論文本

　　湖南一產婦在湘潭縣婦幼保健院做完剖腹產手術后疑似羊水栓塞死亡。

　　對病人家屬來說，這是件天大的事，對醫院來說，這是件麻煩事，對媒體和網民來說，這是件熱鬧事。

　　典型文本一：“妻子赤身裸體躺在手術臺，滿口鮮血，眼睛里還含著淚水，可卻再也沒有了呼吸。而本應該在搶救的醫生和護士，卻全體失蹤了，房間里只有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士在吃著檳榔，抽著煙。”

　　這是一份常見的有中國特色的醫患關系報道。來自“有良心”的記者。

　　典型文本二：“羊水栓塞的發作率雖然只有大約兩萬分之一，但孕婦和胎兒死亡率高達80%……家屬對醫學不了解，沒有及時同意轉為剖腹產，這是導致羊水栓塞未能避免的主要原因。而在病情告知后的家屬的進一步應對失措，則是孕婦死亡、未能救活的直接原因。”

　　這是一份常見的有中國特色的意見領袖評論。來自“有良心”的評論員。

　　典型文本三：“婆家怕影響生二胎，不許剖腹產不許摘除子宮，拖死了媳婦，還要拿著媳婦兒的尸體訛錢。”

　　這是一份常見的有中國特色的網民評論。來自“有良心”的八卦男女。

　　中國的輿論良心太多了。這就是它始終是目前這個樣子的重要原因。我曾發表評論說過：“羊水栓塞那個新聞，綜合了醫患和婆媳關系兩個熱門議題。先是記者用描述暗示其為醫生缺乏責任心的醫療事故報道，得到了眼球，后是評論員靠自己搜索得來的非專業醫學知識，將其扭轉為病人無知和女權不彰導致，得到了流量。在雙方站穩立場的情緒狂歡中死者被消費了兩遍。最后醫院病人私了。真是太中國了。”

　　其實，“無良庸醫害人”和“惡婆婆加無情老公害死媳婦”都是輿論灌輸給大家的故事，調動的是公眾的情緒。

　　輿論一次次消費

　　綜合媒體報道看來，在病人死亡之前，家屬應是沒有過錯的。醫生要剖腹，剖了。醫生要切子宮，切了。該簽的字都簽了，并沒有拖延時間和手術進程。女方娘家的兩位親人當時也都在手術室外。有些人為了站自己的隊，顯示自己理客中，或者撈點流量，硬是從家屬的兩句抱怨話里腦補出自己想要的場景和故事，煽動網民一擁而上罵家屬。既給對方造成了二次傷害，又加重了醫患裂痕。利用媒體爭奪話語權互斗，并不能解決雙方互不信任的緊張關系。

　　以前媒體只消費醫生一次，現在變為消費醫生和病人各一次。

　　從整個進程看，醫院應該是盡力救治了，具體有無問題，責任大小，要看醫療鑒定。但病人家屬搞起醫鬧后，醫院很快服軟準備賠50萬，這路已經走歪了。

　　其實，專業人士遇上醫患矛盾，最怕的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記者，而是“向專家了解一些”“互聯網簡單學習”后就以為自己懂行的記者。醫鬧產生的原因，病人的無知只占很小一部分。專業公權機構不受信任、社會普遍缺乏按規則辦事的心態、利益驅動才是重要原因。本次醫鬧并不典型，職業醫鬧的背后有經濟支撐，雇傭比記者更專業的顧問輕而易舉。甚至醫生生病一樣會搞醫鬧。懂點知識，有一定社會地位，能夠耍弄專業名詞的醫鬧，還可以成功地創造奇跡，醫鬧能鬧成央視《今日說法》中的普法嘉賓，很多人至今傻乎乎地奉其為英雄。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拿這位評論員自己的文章舉例。比如他說：“羊水栓塞……孕婦和胎兒死亡率高達80%。”

　　筆者“快速地簡單學習”了一下，指出，這是過時的老數據，新的數據是：美國加州1994-1995年109萬孕婦調查中，發現羊水栓塞55例，病死率為26.4%。

　　我根本沒有接受過任何醫學培訓和正規學習，沒有任何臨床經驗，總共就靠著互聯網“學習”了三十分鐘，突然就變成可以向醫院發炮的“專業人士”了，包括專業婦產科醫生都不見得反駁得了。如果病人花錢請我，或者醫生和我有仇，我上媒體幫他們醫鬧，力量比病人單鬧大多了吧？可你覺得靠譜嗎？

　　當然不，以上那些，我一句都沒有撒謊，但建議你們不要作為論據取信。因為互聯網時代，業余人員獲取信息碎片是容易的，但搞懂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是困難的，脫離具體病情作專業解讀是不負責任的。我把這個稱作“學術式忽悠”。

　　必須由真正具備資格和能力的專家團體，持中立立場，了解確切的病史、手術情況，進行尸體解剖，看看醫生在手術時到底有沒有遵循醫學規范，在嚴謹的程序下，出錯的幾率最小。口水并不能接近真相，遵循一套規則，作醫療鑒定，才能做到這一點。

　　信任才能解決矛盾

　　在缺乏具體信息、手術經驗、未做過相應研究時，專業人士都不免犯錯，都可能被業余人士用專業名詞騙倒。信息饑渴中的媒體，又怎能在新聞時效內找到對這類罕見病例真正懂行的專業研究者呢？去要求記者“懂行”，意義不是那么的大，要求公眾和媒體信賴專業的醫患糾紛鑒定機構，要求后者經得起信任，才可能解決有中國特色的醫患矛盾。

　　在這件事中，醫院發現病人死亡，覺得家屬會打人砸物，于是悄悄離開，不通知門外的家屬，而是居然讓村支書代為通知。結果，家屬果然打砸了。

　　家屬擔心醫院出事故醫死病人后，蒙騙自己，接到村支書婉轉的通知，馬上帶記者來砸門，發現醫生們果然心虛溜走了，還認賠50萬。結果，家屬越發相信醫院有醫療責任。

　　這種認識對么？不對。這是典型的“話語權的自我實現”。當你煽動起強大的社會壓力去壓對方，對方的行為就會嚴重變形，這種變形的行為，又成為佐證它確實有罪的證據。社會上的不信任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又制造了新的不信任，這是惡性循環。哪怕鑒定結果出了，病人依然有辦法鬧到醫院營不了業，再次“私了”。

　　最后，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醫療鑒定機構就不會受病人(或者領導)的壓力嗎？衛生局就不會嗎？衛生部就不會嗎？牛逼閃閃的醫鬧和牛逼閃閃的醫院領導能不能把對他們有利的醫療鑒定鬧出來？它們真的值得信任么？這個問題就留給大家了。

原標題: “孕婦之死”的媒體失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