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起得最早的人，樓下的衛生間里，斷斷續續地傳出洗漱的聲音，打開水龍頭，物質形成細長的拋物線，拖鞋來回摩擦。我看到一個女人，紅色的救援服因為寬大，使得她的面目不清，短發上還有水珠，在肩頭浸染出大片的水漬。她面對著鏡子，正在架上一副黑框眼鏡，后來我在天龍救援的隊伍里重新看到她，眼鏡和平劉海的組合，撅著嘴的樣子，紛紛攘攘地闖進我的鏡頭。

　　七支救援隊伍在我吃早飯的時候就已經出發，魯甸到震中心的道路正在塌方和滑坡的包圍中，壹基金的大奔小奔說：“我們會在小寨鄉建立補給營，你們的任務就是徒步往前突，盡量往前突。”我端著飯碗的手頓住了，隊伍里已經響起了誓言的吼聲，也許還有莫名其妙的心疼和耽擱。

　　一上午，我思考著自己的處境，東哥和合月還在路上，大本營的事情逐漸理順，反而是籌建滴水指揮部的事情，必須去實地評估。正發著呆，小杜在我的肩頭拍了一下，厚重的背包被他斜斜地垮在懷里，痞子一樣的笑容掛在臉上。順著他的手指，何獻站在不遠處，嫩黃色的T恤襯著皮膚愈發粗糙和風霜。

　　“等等。”終于反應過來的我，抓起了帽子，腳底踉蹌了一下，還是安穩地落在了何獻的身旁，剩下滿眼詫異的小杜，留在原來的位置搖了搖頭。

　　去龍頭山的岔口，果然被設了關卡，攔下一輛摩托車，小杜把頭盔重重地壓在我的手里。各種各樣的風，覆蓋住我的耳朵，鼻梁，和風一樣的雨，被我們追上，又甩在身后。

　　后來幾天，我曾被無數媒體追問，這次救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想了想，是摩托車司機、貨車司機、出租車司機，他們和我們一起進入重災區，來回幾十或者是上百公里，幫我們搬卸物資，在重重雨幕中等待我們歸來，卻連一點油費也不肯收；是圍著白紗巾的回族女人，用四輪車盛著冒著熱氣的米飯，請我們墊墊肚子，喘口氣；是五金店老板，放下筷子，拿起電焊機，修理不銹鋼推車；是渾身沙土的災民，扛著好不容易籌集的物資，死勁往我們懷里塞著一瓶瓶礦泉水、一包包餅干；是佝僂著背，悄悄幫我們打滿水桶的老人；是拎著一袋酸梅果子，踮起腳尖遞到我們嘴邊的孩子；是二十幾個人睡在墊著硬紙板的帳篷里，卻依然說著盡量不麻煩你們的親人……

　　這些形象，也許進入不了報紙、電視，他們不會成為鉛字和畫面，可我敬重他們，敬重他們很認真地挺直身子，和生活的磨難和平共處。正是因為他們身上對家人、對至親不拋棄、不放棄的品質，才給了我們表達愛和尊敬的機會。如果這個過程確實存在著幫助，那也是在幫助他們之前，首先在幫助我們自己，低下身子，仔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