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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臺風“威馬遜”、“麥德姆”先后襲擊我國海南、福建等地，給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人們紛紛解囊相助，為災區捐款捐物。然而在愛心活動中，還是傳來些許不和諧的音符。(7月30日《人民日報》)

　　很多人喜歡借鑒西方慈善的一些經驗，求解我們當前遇到的問題，認為“圣誕老人”是西方慈善的代言人。的確，一位遠道而來的異國人，帶著不求回報只求送禮的樸素感情，在人們最需要關懷的節日給勞苦大眾帶來問候。所以在多數國人眼中，圣誕老人是一位慈善家。也許就是因為這種觀念，某位中國知名慈善家帶著大筆善款到美國派送給窮人，認為此舉能夠得到當地社會的熱烈歡迎。

　　然而，如果真存在一位圣誕老人，那么他在圣誕節的善心之舉可能在西方社會引發不少爭議。一些人會質疑他的“非官方屬性”，認為他是嚴格遵照命令來派送禮品。另一些人會懷疑禮物的來源，它們會否是贓物，歷史上確有銀行大盜深夜向窮人撒錢的先例。還有一些可能會批評圣誕老人的行為治標不治本，這些禮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苦大眾面臨的社會問題。

　　慈善在西方已不單純是送禮、捐錢，而是一項調解社會差異的基本制度。西方慈善制度有三點重要特征：一是慈善提倡治本不治標，推崇大慈善、大愛的舉動。主流思想界認為，慈善應當是社會的“營養劑”，而非“止疼片”，向貧困民眾直接捐錢可能助長其“等靠要”的心態。慈善事業應支持使窮人獲得教育、培訓、醫療等有長遠益處的項目，幫助縮小社會階層間的知識鴻溝。此外，慈善不應以一國、一地為界限，外國的社會問題終將會對本國構成影響，應當支持解決全人類問題的慈善事業。正因為此，蓋茨、巴菲特等人將主要善款投向環境污染、艾滋病等“國際公害”。

　　二是慈善事業去行政化、監管法制化并行。西方的慈善行為主體主要是互助會、基金會等民間機構。政府在災難救助、軍隊撫恤上擁有一定責任與能力，但均在法律的嚴格限制下，畢竟政府預算來自全民的稅收。民眾申請設立慈善機構采取登記制，門檻較低。由于慈善機構擁有免稅等特殊待遇，因此也受到政府稅務部門的嚴格關照。德國、美國還對慈善機構采取年檢制度，核對每筆善款是否賬實相符，并有相關權威機構對其評級。

　　三是慈善行為低調、務實。在西方，慈善是被視為帶有隱私的個人行為。日本大地震后，有學者翻看日本主流報刊，未發現任何企業捐款的新聞報道。事實上，日企捐出的善款卻數目驚人。即便像巴菲特、蓋茨等“高調慈善家”，其出席、宣傳慈善活動也不是為了個人形象，而是增加社會對其希望解決社會問題的關注度。對于一般百姓，如果捐出幾百元就要對捐助機構、捐助對象刨根問底，那么只會得到社會公眾的恥笑罷了。

原標題: 慈善應是社會“營養劑”而非“止疼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