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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清華大學學生刊物《清新時報》報道，4月初，清華大學外文系講師方艷華在外文系通過述職答辯，但因為之前簽訂合同中規定“就職9年未評職稱的老師必須離職”，從2004年起任講師的方艷華如今已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

　　這一偶然消息，被外文系2011屆畢業班學生龐博獲知，隨后她發起了一項請愿活動。五天里，幫助方艷華請愿留任的畢業生來信有50多封。其中，2011屆畢業生王蕾的《請求清華留任方艷華老師》一文，在人人網廣泛流傳。目前，這篇文章已有4200余次瀏覽量，約200次的轉發及評論。大學實行的“非升即走”制度再次陷入爭議。(中國青年報7月28日)

　　“非升即走”政策，在我國高校已推行多年，一直爭議不斷。這次清華大學學生為被淘汰的老師鳴不平，讓這一政策再次進入公眾的視野。在筆者看來，高校很有必要檢討這一政策實施的效果，看它究竟對大學的教育質量和學術水平提高有無益處。

　　高校推出“非升即走”政策，意在激勵教師積極向上，并以此優化教師結構，最終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和科研水平。但從實際效果看，“非升即走”政策非但沒有提高大學辦學質量，反而加劇大學的功利化，這實在值得大學反思。

　　“非升即走”政策，容易讓大學教師關注能快出成果的學術研究領域，而輕視教育教學。根據“非升即走”的考核指標，一名教師要在大學里獲得晉升，必須發表論文、申請課題、申報成果，這是晉升的硬指標。如果一名教師因投入教學而無暇顧及研究，或者不愿意炮制低水平論文，就很可能被列入被淘汰之列。

　　“非升即走”政策的弊端，就體現在這里。這一政策帶來兩方面嚴重后果:其一，大學的人才培養被輕視，很多教授一心關心學術研究，不愿意在教育教學上投入精力。教育部雖然早在本世紀初就要求高校建立教授為本科生上課的制度，但時至今日，真正建立這一制度的學校并不多。有的高校還存在教授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教授的名字排進了課表，卻由研究生代課。

　　只有那些奮戰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在維系著大學岌岌可危的教學，可他們卻在大學里是最不被待見。他們不但不能拿課題提成，薪酬微薄，而且由于沒有達到考核硬指標，已無法在大學生存。

　　其二，“非升即走”政策，為學術研究帶來的不是激勵，而是傷害。有人認為，“非升即走”政策提高了大學科研水平，具體表現在大學論文數增加、科研成果增加、科研經費倍增。但試問:有多少論文有學術價值?有多少科研成果可轉化為生產力?又有多少科研經費被揮霍、浪費?

　　看看大學生們對大學教育質量的評價，再看看高校的學術不端頻發，毫不客氣地說，這就是“非升即走”政策的“成果”。

　　何以至此?歸根到底還在于大學的行政化。我國大學實行行政治校，在這種治理機制下，引進國外大學針對教職人員的“非升即走”規定，很容易發生變異。一方面，我國高校對教師的考核標準由行政部門制定，而不像國外大學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制定，所謂教育考核和學術考核，實質是行政考核。論文數量、成果數量，都是行政指標而非教育和學術標準——教育評價和學術評價會關注教師本人的教育和學術貢獻。另一方面，在對教師進行考核時，就是對著考核指標計算工分，根本不聽教師同行評價和學生評價，一些深受學生愛戴的教師評不了職稱，進而被轉崗、淘汰，長此以往，大學還有教學嗎?而離開了教學，大學的生命力何在?

　　目前，清華大學的學生請愿書能否改變已被轉崗的教師的命運，尚不得而知，但需要提醒大學的是，我國大學現今沒有自由轉學制度的壓力，可以讓大學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權利，不提高教育質量、改善教育服務，但隨著高等教育開放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會以腳投票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清華、北大或可以在論文數量上與世界一流大學接近，可只有論文的大學不過是研究所，這怎么可能和一流大學競爭優質生源，又如何能成為世界一流高校——人才培養是所有大學的核心，一流大學要開展學術研究，但學術研究也是為培養人才服務。我國大學不能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

　　對我國大學而言，真正有價值的制度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實現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只有在現代大學制度之下，探索人事管理改革，才可能讓改革服務于教育和學術研究，而不是制造行政政績。

原標題: 淘汰“教學型”教師動搖高校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