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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報道，因與哈佛簽訂金額為1500萬美元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日前被推上風口浪尖。據了解，其未來還要向耶魯等世界名校捐8500萬美元。這廣遭質疑：為什么要助學國外，而非捐給中國名校？

　　給國外名校捐款，一捐就是1億美元，激起不小的輿論反響，不少批評聲也紛至沓來。而這毀譽不一的輿情生態，某種程度上，也映襯出慈善命題與社會心理的繁復交織關系。

　　事實上，此次捐款并非是以潘石屹個人名義捐出，主要用途也是資助那些就讀世界名校的中國貧困學生。但在感性的輿論解讀中，潘石屹早已與SOHO符號“一體化”了，而捐助對象也從中國貧困留學生，變為了抽象的“哈佛”等學校。這雖然容易將捐贈主體與客體都含糊化，可它并不妨礙公眾在此事上復雜觀感的呈現。

　　理論上講，潘石屹欲將助學金投向哪，是其自由。而在時下，公眾對多元的慈善選擇，包括它怎么用、用在哪，也該有更高的包容度，不應動輒以狹隘視角去審視，當然前提是，它無違法律規約與慈善倫理。就潘石屹“捐哈佛”風波而言，他對貧困留學生伸以援手，無礙行善的定性，哪怕它有借轟動效應曲線營銷的嫌疑，也無需苛責。

　　可揆諸當下，許多質疑聲卻將矛頭對準其“動機”，如認為潘石屹是想以捐贈人身份為孩子將來讀哈佛“買門票”，或揣測他是想搞“長線投資”為SOHO儲備人才，或批評他在外獻殷勤，這些“看客心態”帶有道德綁架之嫌，也易將慈善議題拽向口水化的境地。

　　對潘石屹“捐哈佛”的慈善選擇，的確沒必要在“動機論”下大搞批判，將慈善內涵窄化。但也應看到，如潮的質疑聲中，也有很多不乏值得一聽的聲音，它既折射出在當前觀念水位下，公眾對慈善價值認知的風向，也構成了慈善面臨的現實輿情環境。

　　比如有人質疑，這筆助學金的“覆蓋面”太窄———據2013年年底數據顯示，中國在哈佛的留學生有686名，這其中符合“攻讀哈佛本科的”和“家庭年收入在6.5萬元以下的”有多少？還有人提出，慈善確實無國界，但與其搞“出口轉內銷”這出，不如直接對國內某些貧困人群“雪中送炭”，慈善效果會更明顯。還有些輿論，則著眼于潘石屹“國內致富”的經歷，認為從人倫情感的層面看，他在“人之幼”的同時無妨也“幼吾幼”一番，厚彼時別太薄此，也算是反哺。

　　毫無疑問，這些結論未必理性，畢竟潘石屹方面搞“越洋行善”，或許也自有其考慮，如慮及國內高校資金管理水平等問題，但即便如此，它也很難擺脫這類輿論裹挾———雖說慈善無是非之分，可在民眾眼里，慈善的被接納度，受到多重因素牽制，包括它是否能“擇貧而濟”，更具本土關照意識等等，它反映的，就是民眾的真切感受和價值層次，它也勢必反饋到慈善評價中去。

　　對潘石屹們來說，只要慈善沒有違法，就不必承受莫名的苛責，而公眾也不應在評判維度上太過情緒化，畢竟“包容比自由更重要”。但與此同時，若他們在意對善舉的輿情回饋，就該理解公眾的“不理解”，它也是對慈善選擇與社會觀念契合度的一種現實度量。

　　說白了，潘石屹有“越洋行善”的權利，而輿論褒貶，亦是其自由。當糾結其上的觀念隔閡，無法在價值共振中實現磨合，那爭議的噴發也只會是必然。

原標題: 越洋行善是權利，輿論褒貶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