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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浙江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深度解讀企業轉型過程中的成就和問題，結果顯示，盡管上市公司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不計代價追速度”的粗放發展模式已成過去，而“投資行為更趨理性、質量效益穩中向好”正成為上市企業的新旋律。

　　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企業告別非理性“暴富時代”。前些年，浙江經濟出現了“去實體化”、“去本地化”的“空心化”傾向，實體投資增速從2003年的40%回落至2010年的10%，制造業投資“十一五”年均僅增長12%，比全國低13個百分點。“十二五”啟幕之初，省委省政府作出擴大有效投資、實施浙商回歸工程的決策部署，較快扭轉了實體經濟投資乏力的不利局面。加上中央房地產政策調整的倒逼，我省部分企業或主動或被動從“房地產泥沼”中抽身，通過股權轉讓等方式及時甩掉了企業“包袱”，重新向原先的主營業務集中。去年我省上市公司非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占比僅22.5%，已比2008年降低一半左右。盡管這種抽身帶有痛苦和不舍，但換來的是利潤的較穩態、可預期增長。

　　產業方面，“三十年如一日”的結構悄然發生變化。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長期坐大的制造業結構，一直是我省結構轉型的癥結。但當時間越過2013年，我們欣喜地發現，浙江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一個振奮人心的信息是，去年我省化學原料制品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5700億元，首次取代紡織業，躍居成為我省第一工業。從上市公司的角度觀察，2005年我省勞動密集型上市企業數量高達30.9%，而到2013年底已不足1/4；同一期間，先進制造業上市企業占比則提高了13個百分點。這種此消彼長的變化，典型反映了浙江制造業升級正在進入快車道。

　　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客觀因素倒逼，又有主觀選擇使然。

　　其一，要素成本高企，不轉不行。僅僅是2010年至2012年，我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就提高了46%。特別是，當下全省正在實施“機器換人”、“空間換地”等改革舉措，明確到2020年，全省新增工業用地平均投資強度比2010年增長40%，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新增建設用地比2010年下降75%，海寧等地甚至將企業畝產效益和土地使用稅、用能價格、排污費用、信貸投放直接掛鉤，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壓縮了低附加值、高能耗、重污染企業的生存空間。

　　其二，市場沒有秘密，不轉不行。改革開放前20年，浙江商品能夠橫掃全球，除了成本優勢和款式多樣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消費者和競爭者被割裂為不同緯度，消費者缺少比價量質的平臺，浙商依靠其“先發優勢”牢牢控制國內外市場。進入21世紀，快速崛起的網絡經濟和電子商務率先打破了這種平衡，消費者不僅可以足不出戶購買和評論，競爭者還可以更為低廉的成本跟蹤仿制，品牌和信譽取代成本和規模，成為商業競爭成敗的關鍵。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要想贏得消費者，必須轉型。

　　其三，創二代接班，不轉不行。浙江第一代民營企業家正逐漸變老，大多數年齡已在55歲至75歲之間。這批人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習慣于依靠血緣、親緣、鄉緣組成一個小團隊開展商業活動，學界稱之為“人格化交易”。與父輩相比，創二代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契約和法制觀念相對較重，愿意子承父業進入傳統行業及利用血緣親情做生意的人愈來愈少。為應對這種接班難題，這種類型企業的轉型可能更具有突變性、斷裂性。特別是當老一輩家長去世以后，企業可能會走向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子。

　　轉型升級，其路漫漫。對走在市場經濟前沿的浙江而言，一個經濟溫和增長、轉型全面展開的新常態已經先于其他地區率先開啟，沒有現成經驗參照，唯有解放思想、大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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