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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到市縣掛職鍛煉的機遇，董波近期接觸了一些垃圾焚燒、煤電、油氣管道和油庫建設等具有一定污染和安全風險外部性的項目。

　　-撰文|董波【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

　　如同前段時期鬧得沸沸揚揚的PX項目一樣，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也在被妖魔化，并遭到項目選址地居民的強烈抵制。但不同的是，PX項目的停止上馬意味我國放棄了化工產業的前端環節，僅是價值鏈的缺失；而垃圾焚燒對于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我國而言，卻是今后垃圾處理的必然方向，是不得不上的項目。因而它帶來的沖突可能會更激烈，引致的矛盾也更難化解。為此，政府更需要在項目推進的各個環節上謀篇布局，注重方式方法，充分行使好自己的職責。

　　概括而言，我認為重點是要解決好四方面的問題。

　　【問題一：如何科學論證和選址？】

　　論證項目是否可行、選址是否合適，首先必須要有一個衡量的標準。然而由于歷史上我國重經濟輕生態，重物質輕健康，國家標準遠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的現行標準，也落后于當前居民對環境與健康的現實需要。

　　由于國家標準的滯后，也導致在規劃選址上的不慎重。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像浙江這樣的沿海發達省份已是寸土寸金，區域空間上“留白”越來越少，項目落地越來越難。選址沒有進行廣泛的比選，就算是有個別比選，更多考慮的也是財務指標而忽視了社會風險因素的考量。因此，在項目后續推進過程中就會暴露出種種問題。

　　綜上所述，國家標準的滯后、規劃選址的困難，埋下了這些生態敏感性項目后續沖突的隱患。為此，一方面作為上級政府，要扭轉發展理念，改變以往重經濟輕環境和民生的傳統思維，積極推動相關國家標準的修訂，早日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作為地方政府也要自我加碼、嚴格把關，與投資主體協商提高相關標準并寫入協議，以免后患。

　　【問題二：如何重建政府公信力？】

　　當前在部分民眾心目中政府公信力已降至谷底，陷入了所謂的“塔西佗陷阱”，即政府部門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被認為是在說假話、做壞事。這一現象，在事關環境污染和民生安全的敏感性項目上尤為嚴重。

　　追溯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原因，有多種：

　　其一：污染項目的前車之鑒讓民眾心存余悸。

　　由于歷史上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重，讓一些污染企業輕易落地，且出于投資與財稅的考慮，在企業生產與居民生活沖突時也更多維護企業，嚴重挫傷了民眾的信任。

　　其二：一些媒體和“專家”言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有些不嚴謹的“專家”為迎合公眾心理需要和增加關注度，以偏概全地夸大項目的危害性。網絡上各種言論魚龍混雜，但往往是那些最危言聳聽、偏激和陰謀論的言論，最受到追捧。一些媒體在揭露部分違規企業的同時，也忽視了對整體情況的正面宣傳和客觀評價，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的恐慌。

　　其實，在國內，先進裝備和規范管理的廠區也很多，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功經驗。為何一提到正面案例眼睛只看外面，對內卻視而不見，這種“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心理，也值得我們反思。

　　其三：政府在項目論證及決策過程中的不公開不透明，加劇了民眾的不信任。

　　有些地方政府為加快推進項目，尤其是害怕民眾得知相關信息后會反彈，習慣性的思維都是內部決定，“先上車后買票”，搶先搞成既定事實最好。有時候也有項目業主為加快進度，在政策處理或審批流程均未完成時，就搶先啟動工程前期。但恰恰這樣的做法最容易激怒民眾，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政府和企業，導致矛盾沖突更加尖銳。

　　其四：對政府監管能力缺乏信心。

　　由于體制機制上的缺失及政府監管力量的不足，民眾對政府在這些敏感性項目運營后能否有效監管心有存疑。在這一問題上，需要媒體發出更多客觀和正面的信息；需要政府堅持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在事關民生的重大項目上及早披露信息、引導輿論、公開聽證、廣聽民意。

　　為了打消公眾對垃圾焚燒項目的疑慮，筆者所在地區組織了人大代表、項目選址所在村的主任及反對最強烈的十多位村民代表，組成聯合考察團到業主在省外已建成運營的項目現場考察走訪，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以這樣開誠布公的態度和更多的真相，逐步消弭誤解、達成共識的行動，值得借鑒和推廣。

　　　【問題三：如何合理補償周邊居民？】

　　像垃圾焚燒這樣的項目，雖然只要嚴格排放標準，可確保對居民健康無礙，但還是對周邊居民的利益形成無形的損害，這種損害表現為居民的不安全感引發的精神損傷，以及大眾偏見導致的房產貶值等等。

　　因此垃圾焚燒項目雖能造福全社會，但其外部成本卻僅僅由項目所在地居民承擔，這種不公平也是造成當地群眾反對的原因所在。

　　按照福利經濟學家庇古的理論，應該將這一外部成本內化，讓外部成本的承擔者得到補償。然而在我國，雖然也有探索和嘗試，但利益補償的機制和手段還非常缺乏。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還不強，更重視與政府部門的合作關系，忽視與周邊社區居民的和睦共處。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因利益考慮，有時也會有意無意忽視居民的補償。且我國現行法規也還不完善。

　　《物權法》對征地補償進行了明確，但項目建設中的利益補償只能依附在土地等物權之上，或只有當污染安全事故造成了實際損失之后才可補償，對人身安全風險和環境污染風險的補償尚未作出規定。因此，要使垃圾焚燒等類似項目能夠順利落地，必需做好社區友好工作，加強對周邊居民的利益反饋。

　　當前應積極創新和探索，在項目前期協商過程中以補償協議的方式給周邊村民確切的承諾。

　　1)比如企業針對項目所在社區或村，提供多少個就業崗位；

　　2)由于企業落地加重了當地的環境承載和交通承載，承諾今后拿出一定資金用于當地交通設施和綠化建設；

　　3)垃圾焚燒發電的余熱是否可以免費作為周邊居民的家庭供暖；

　　4)政府從該企業每年稅收中能否切一定比例或固定金額，補償給周邊居民作為用電補貼或其它公用支出，諸此種種。

　　　【問題四：如何加強后續運營監管？】

　　無論企業擁有多么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無論理論上能夠實現多么低的排放，在實際生產運營中如果缺乏有效監管，導致減排設備淪為擺設、安全標準名存實亡，一切也就前功盡棄。項目所在地周邊居民最擔心的也正是這一點。因此，要想讓垃圾焚燒項目“落得了地”后更要“站得住腳”，必須充分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做好后續運營監管。

　　1)將運營和排放的在線數據聯網，不僅讓上級政府部門隨時監控，也對周邊社區居民開放；

　　2)建立由各級政府主管部門人員、周邊居民代表組成的聯合環保監察小隊，入駐廠區正式辦公，現場不間斷監督運營排放情況；

　　3)廠區設置開放日，組織周邊社區居民入廠參觀，平時熱情接待社區居民提出的參觀申請；

　　4)由于二噁英排放須專業部門檢驗，可由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但由所在社區或村選擇委托有資質的第三方檢驗機構進行抽檢；5)在廠區建設運營之前必須簽訂協議，一旦抽檢發現污染排放超出約定標準，必需施以足夠大的“懲罰性罰款”，用于賠償周邊居民的損失。

　　垃圾焚燒項目是重要的民生項目，因為它的運營事關百姓生活，它的排放攸關民眾健康。垃圾焚燒項目極大地考驗政府的執政水平，因為它的推進既需要智商，也需要情商。垃圾焚燒項目在轉型中國被推到風口浪尖，更是成為了一種檢驗的工具，檢驗政府職能有無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管理型轉變；檢驗企業有無從一味追逐利益到擔當社會責任；檢驗民眾有無從盲目偏信到理性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