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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大學177名學生給上海高院寫“求情信”，為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謝百三最近道出出爐內情：今年3月，林森浩之前幫助過的學弟學妹和林父在律師建議下，由學生執筆寫了這份“求情信”。隨后，學生們又找到了謝百三，希望由他倡導，才有了“177名學生聯名上書”事件。

　　任何生命的即將離去，無論如何也不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喜事”。這177名學子想要為他們曾經的同學“做點什么”，這種情感可以理解，更是校園與社會非常稀缺的。因此，復旦學子為向同學投毒的兇手求情，絕不是“多管閑事”，更不是“喪心病狂”。

　　相信法律的公正，但也不應唾棄情感的價值。“求情信”有沒有用，那是法官需要判定的事情；事實上，也不可能因為一封“求情信”，就改變法院的判決。“求情信”表達的是情感，法院判決依據的是法律——讓情感的歸情感，讓法律的歸法律，兩者并不矛盾。

　　現在，“求情信”出爐的內情曝光，所謂“自發行動”因此變得并不單純：發起者是林森浩的父親和學弟學妹，給出寫“求情信”建議的是律師，鼓動同學簽字的是謝百三教授，而簽字的同學很多根本不認識林和黃。——因為有了律師的建議、教授的鼓動，“求情信”不再只是情感的表達，而是涉嫌有了利益的牽涉。

　　要判定這封“求情信”的性質，最關鍵的有兩點：給出建議的律師有沒有收費？鼓動學生簽字的謝百三教授，以及簽字的學生們有沒有從中收受好處？如果都沒有，那這封“求情信”仍然可屬自愿的情感表達；如果有，那這封“求情信”就是利益交換的產物。無論屬于哪種情況，相信法院自會依法作出公允判決；那些真正自愿簽字的同學，不應因此受到污蔑。

　　無論對于案件的觀點怎樣，也應該允許不同的意見表達；而不是對“異見者”統統以“腦殘”、“罪犯”、“混蛋”之類稱呼痛罵貶斥。只要這些學生在“求情信”上簽名，是真實的意思表達，而不是收了好處之后的違心簽字，就不應該受到無端指責。

　　“我們很多同學都想為黃洋父母做些什么，包括組織捐款什么的，我們并不是單方面想為林森浩開脫。”人的情感總是多面的，一方面為受害者悲痛、對投毒者痛恨，另一方面也為被判死刑的同學感到惋惜，這種情感的復雜性并沒有什么不可理解。只要不是利益交換之后的違心簽字，復旦學子們的公民權利應該受到尊重。

　　情與法的糾葛無可指責，利與法的交易不可容忍——復旦學子的“求情信”，大概可以如是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