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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有種阻我來內地”讓杜汶澤成了網絡熱門人物，不少網友近乎同仇敵愾，發起抵制行動，一些藝人也跟進聲討，事件一再升級。由網絡發起的抵制甚至封殺藝人不乏先例，此次事件的巨大影響讓人驚異，針對網友為何反應如此激烈，如何看待抵制行動，各方展開了辯駁。

　　抵制是自然的，拋開具體語境，“內地網民自以為是，沒多大本事”這樣的表態肯定會犯眾怒。當事人可以認為自己只是針對一部分人，可一旦這樣的發言成為公共議題，起碼從情感角度看，圍觀者無一例外將自己視為地域歧視對象�？纯匆酝�發生在網絡的論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或發言，一旦夾雜著地域歧視，網民參與論戰的激情往往異常高漲，多少人不經意間完成了身份代入，將自己設想成受害人。

　　其實，網民不僅對地域歧視敏感，隨著社交網絡的發展，網民議事能力也有所提升，一種典型的狀況是，日常中的批評如果過度發揮，傷及無辜，圍觀者很容易察覺到批評中的邏輯漏洞，并據此展開回應。前段時間，一位財經評論員針對草莓音樂節場地垃圾遍地的狀況發表看法，認為“聽草莓音樂節的這輩搖滾青年中的大多數，家教恐怕欠好。他們的父母大多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種上綱上線的批評，將部分人的作為引申為一代人的原罪，即便不是音樂節的樂迷，恐怕也會感到不滿。

　　網民發起抵制杜汶澤，無論從邏輯還是情感上都是恰當的反應，在公共話語空間，尊重與寬容不僅是一種胸懷，還是表達素養的體現。過去不乏名人發出不當言論的例子，當事人往往為此付出了代價，莎朗斯通為汶川地震的不當言論道歉；近來因種族歧視的錄音，NBA快船隊老板更是面臨巨額罰款的處罰。它們都是“禍從口出”的典型例子，對比這種極端案例，針對杜汶澤的懲罰可謂輕飄。

　　即便如此，有人還是基于文化差異，認為不該反應過激，這種有意淡化矛盾息事寧人的做法可能顯得務實，而客觀地說，伴隨著抵制行動，的確也給人一種抵制者自我矮化的印象，“互相串聯著抵制，變成了批判的武器，反倒顯得自己狹隘。”有人分析，此次抵制行動彰顯的網民情緒，還受到此前“一泡尿”事件的影響，網民的反應也有著非理性的成分。另外，就抽象的歧視現象，其實早就有學者分析認為，本質而言它只是意味著“區別對待”，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

　　即便是網絡這個虛擬空間，也容不得太多的暴戾，上述聲音有利于緩和當事人和批評者雙方的矛盾，有理由相信，在抵制、封殺長期被濫用、被擴大化的當下，它們的確充滿了理性氣質。不過，讓杜汶澤們付出一定的代價或許也是必要的，它讓那些參與公共表達的個體，尤其是名人們，學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態度與立場，而這，顯然是在互聯網和平共處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