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則消息,社會廣泛議論,甚至稱義烏30萬聘用公務員是公務員團隊或將普遍漲薪的信號。
需要注意的是,30萬年薪聘用5名公務員,并非是“一紙終身”,而是有條件、有任務、有指標、有考核的“聘用制”,其聘用的人員本身也極具“稀缺性”。
義烏高薪招聘的智能交通、電商分析、港務管理、規劃編制等崗位的特殊人才在企業中也是高薪聘請,亦如受聘者自己所言:“在江蘇企業中拿到的薪水也不低”,試問一句,倘若不出高薪聘用公務員,人才的緊缺問題又何以解決?義烏所面臨的發展瓶頸又如何面對?
“聘用制”并不違反上位法原則,國家頒布的《聘任制公務員管理試點辦法》第二十八條就已經規定,聘用制公務員按照國家規定實行協議工資制,是可以協議的,工資按月支付,對一些特殊崗位可實行年薪制。顯然,這次聘用的5人均是特殊崗位人才,實行年薪制也合法合規,也并無不妥。
況且政府一再表態,30萬年薪也非一次發完,而是按照任務既定指標的完成情況而發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在前期的“薪資統籌,薪資管理”方面也有所考慮,納稅人本身也可安心。
再從改革上出發,義烏在深圳、上海之后,用自己的方式率先試水“公務員改革”,也符合中央的規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就表示,聘任制試點效果較好,有必要的情況下要逐步推動公務員制度改革。
義烏作為我國市場化經濟潮流下高速發展的城市,運用市場機制已經爐火純青,在公務員制度上,破冰利用市場競爭配置資源的方式招聘公務員也符合了價值規律的實現,即人才價值的體現,這恰恰符合了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機制,也是市場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公務員聘任制是公務員改革的一個探索方向,“有形式”總比“沒有形式”好,義烏公務員聘任制試點更具有象征意義,對于今后的公務員結構優化或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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