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摸著“徐天寶”幾個字，87歲的徐秀花控制不住淚水，把頭靠在墻上，緊緊貼著名字大哭：“終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嗎？爸爸，我好想你……”

　　2018年3月26日，浙江省臨海市上盤鎮(zhèn)沙基村87歲的村民徐秀花來到紅巖村。這是她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坐動車，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來重慶，第一次來紅巖村。

　　這個地方，她已魂牽夢縈了多年。

　　在紅巖公墓前，徐秀花像個孩子一樣放肆地哭出聲，叫出那個在夢中一次次呼喊過的稱呼：“爸爸！”

　　父母最后一次相見是探監(jiān)

　　3歲以后，徐秀花就沒有再見到過爸爸，在媽媽王小女的描述里，在徐秀花的心目中，爸爸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從小熟讀四書五經(jīng)、千字文，不但品質(zhì)淳樸正直，還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1926年，18歲的徐天寶在浙江臨海參加國民黨部隊，后去海門(浙江臺州市椒江區(qū)舊稱海門)至上海的“孫中山號”貨輪當(dāng)保安。因為經(jīng)常往返兩地，徐天寶便從上海帶來花樣、絲布及花線，交給同村婦女繡花，再將繡好花的絲布帶回上海去賣。在父親的操持下，家中生活安樂，幼年的徐秀花隱約記得父親抱她的雙手有力而溫暖。

　　1934年秋，徐天寶當(dāng)班的貨輪被警察查出藏有違禁物品，他受到牽連被關(guān)進大牢。當(dāng)時王小女已有六個月身孕，毅然從海門乘輪船趕赴上海探監(jiān)。

　　見到妻子，徐天寶既驚喜又心疼，安慰她：“我正直坦蕩，既然是被冤枉的，終究會洗清冤情回家。”分別時，王小女依依不舍地回頭看丈夫，徐天寶笑著對她揮揮手，示意她放心回去。王小女后來無數(shù)次對女兒說，要早知道后面發(fā)生的事，當(dāng)時一定會多看丈夫幾眼。

　　“不打敗小日本絕不回家”

　　半年后，徐天寶從上海轉(zhuǎn)押至安徽，1937年給家里來信說，抗戰(zhàn)爆發(fā)，監(jiān)獄沒人管，遂隨其他犯人逃出，在安徽跟著一位老先生教書。因為怕回來再次被抓，所以先在外面躲一陣子，伺機再回家。

　　到下一封信時，徐天寶說他已經(jīng)到了四川，當(dāng)了兵，生活艱苦，居無定所。但徐天寶在信中不忘叮囑妻子：要讓女兒有書讀，千萬不能給她裹腳。

　　又過了一年，徐天寶說自己當(dāng)上了“小官”，請家里放心，回信地址是“四川省花龍橋烏巖嘴13號(音)”。

　　徐天寶(二排右三)參加南岳游干班的合影。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供圖

　　“妹妹妻”，徐天寶在信中這樣稱呼妻子。讀信時，鄰居有時還要打趣一番，不識字的王小女就垂著頭笑。

　　每個月，家里都會收到徐天寶寄自四川的書信，詢問家人情況。徐秀花9歲那年，日本軍艦進攻臨海市上盤鎮(zhèn)白沙島，炮轟沙基村，媽媽帶著她逃到山上躲避。王小女也托人給丈夫去信說了日本人進攻之事，徐天寶回信叫她把以前所寄信件都燒掉，防止被日本兵搜出，“知道家里有人在當(dāng)兵要殺全家的，小日本已殺了好多無辜百姓。”徐天寶在信里還說，以后寄信給他時，外信封寫“徐展華”收，內(nèi)信封再寫“徐天寶”，地址還是四川省花龍橋烏巖嘴13號門牌。

　　王小女趕緊把之前幾十封來信付之一炬，她寫信問丈夫，到底什么時候能回家。“不打敗小日本絕不回家！”徐天寶在信中態(tài)度很堅決，告訴她全國都在抗戰(zhàn)，自己現(xiàn)在不能離開，還說近日腸胃不好已做手術(shù)。

　　一封信和50大洋“撫恤金”

　　再后來，有幾個月沒收到信，1942年農(nóng)歷八月，終于又等到了信，但卻不是徐天寶寫的。信中說，徐天寶已在六月病逝。信沒有署名，只寫是徐天寶的朋友。

　　看到這個消息，王小女呆了幾秒，把徐秀花摟在懷里嚎啕大哭。徐秀花記得，那段時間，母親每天以淚洗面，夢里也在呼喚“天寶哥哥”，日漸消瘦。

　　當(dāng)年農(nóng)歷十一月，又有自稱徐天寶朋友的人寄來50塊大洋，讓王小女到浙江省海門銀行領(lǐng)取，并在信內(nèi)說徐天寶安葬在四川省花龍橋(實為小龍坎)×寺后面第×具棺材，棺材頭上寫有“徐天寶”。

　　王小女托人回信說，朋友給的錢不能要，如果是國家撫恤就會收，她請這位朋友告訴其姓名以便把錢退還，并希望得到徐天寶更多信息。那位朋友謝絕了退款的請求，來回推了好幾次就是不告知姓名，也沒有提徐天寶的具體情況，幾次通信后便再無音訊。

　　為保護家人，王小女把來信也扔進灶臺燒了。想去找丈夫，但兵荒馬亂的，要怎么去找？去哪里找呢？

　　僅憑一個名字兩張照片找人

　　王小女失去生活來源之后，便靠著給賣鹽的商人稱鹽為生。雖然日子艱苦，但王小女依然遵照丈夫的話，讓徐秀花跟著一位叫金若梅的先生讀書，但由于戰(zhàn)火蔓延，先生很快離開了村莊，徐秀花也沒能再繼續(xù)念書。

　　解放后，家里分了些田地，有了固定收入來源。徐秀花長大成人，便和母親一起踏上尋親之路。

　　解放初期，通訊閉塞，交通不便，要找一個人談何容易？母女倆挨著找村、鎮(zhèn)及縣政府工作人員，詢問是否有徐天寶的消息，每次都是失望而歸。

　　母女倆手里的線索，只有一個名字，徐天寶小時候讀書用過的字貼，以及兩張照片。一張是他在海門貨輪上當(dāng)保安時拍的，一張是在重慶當(dāng)了“小官”后拍的。

　　“怕是在外面納了二房不要你們母女了，才編了個故事”“估計是加入國民黨逃去臺灣了”這樣的流言，徐秀花記不清聽到過多少次，每次聽到這些話，她就跑回家，背著媽媽悄悄地哭。

　　爸爸絕不是這樣的人！徐秀花不信，王小女也不信。徐天寶之前的確加入過國民黨軍隊，但后來對其失望至極，所以肯定不會再去了。母女倆猜測，他既然是當(dāng)了小官，多半是跟隨共產(chǎn)黨干革命去了！

　　家里生活漸漸好起來，對父親的思念卻與日俱增。徐秀花也當(dāng)了母親，對這一份混入血液中割舍不下的親情理解更深，“別人都有爸爸，我也有爸爸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做夢都想著能再見到他！”

　　上世紀(jì)80年代，徐秀花給能想到的部門都寫過信，包括北京黨史辦、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但僅憑一個名字哪能有什么結(jié)果，他們都給徐秀花回信表示無能為力。

　　孫女在網(wǎng)上找到“徐天寶”

　　1994年，徐秀花二兒子徐周蓋專門來重慶擺眼鏡攤，一邊做生意，一邊繼續(xù)尋找線索。他去了渣滓洞、白公館，一個個對照遇難烈士的名字，看是否有“徐天寶”。

　　在重慶待了一年多，人生地不熟，文化水平也有限，最后徐周蓋還是失望地回到了浙江。

　　找徐天寶已成為全家人的一個心結(jié)。徐周蓋從小聽著外公的故事長大，找不到外公，一家人都無法心安。

　　1998年，王小女臨終前拉著徐秀花的手，淚眼婆娑。徐秀花知道媽媽想說什么，只有含著淚使勁點頭。

　　2015年4月，徐秀花的孫女徐雪琴上網(wǎng)時無意中搜到一篇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館員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紅巖公墓”吸引了她的注意。在公墓埋葬的人員介紹中有寥寥數(shù)語：“徐天寶，浙江海臨人，曾任第十八集團軍駐扎渝辦事處物資保管員。生于1908年，1942年夏病逝。”

　　“外婆快來快來！這個人和曾外公的情況好像哦！”聽到孫女的喊聲，徐秀花放下手中的活，趕緊跑過來。

　　“徐天寶，浙江、重慶、1908，1942年……”和爸爸的基本情況完全對得上！徐秀花呆呆地盯著電腦屏幕，一句話也說不出，全身顫抖，眼淚刷刷地流，“是爸爸，是爸爸，這肯定就是爸爸！”

　　這時她們才知道，在重慶，有一個叫紅巖村的地方，在“村”里的公墓里，埋葬著當(dāng)時在重慶病逝的周恩來父親周懋臣，鄧穎超母親楊振德，被葉劍英稱贊為“我們黨的駱駝”的原上海局書記黃文杰，原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南方局秘書、周恩來英文秘書李少石等13位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逝世的革命者以及家屬的骨灰，其中一人就叫徐天寶！

　　徐秀花一連好幾天都睡不好覺。睡醒了就笑，笑著笑著又哭。“兩山環(huán)抱，滿目青翠，四季常綠……”這是網(wǎng)上描述紅巖公墓的句子，她讓孫女完完整整念了好幾遍，她想了又想，父親長眠了七十多年的地方，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不能等了，趕緊去看你們的外公！”徐秀花讓三個兒子做了兩件事：一是把徐天寶的照片拿到相館放大，二是買了三張去往重慶的火車票。

　　怎么證明，這是一家人？

　　2015年的清明節(jié)，徐秀花的大兒子徐呂崇、二兒子徐周蓋、三兒子徐后升帶著白菊花和水果，第一次來到紅巖村，來到紅巖公墓。

　　徐天寶！看到公墓上這個名字，三個大老爺們眼淚止不住地流。按照家鄉(xiāng)風(fēng)俗，三人在墓前跪下，拜了又拜，拍了照片傳給徐秀花。

　　接著，三兄弟找到紀(jì)念館工作人員，自豪地告訴他們，“我們是徐天寶的外孫！”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人員認真聽了他們的描述，但僅憑一張照片，無法證明三人和徐天寶有關(guān)系。

　　工作人員的擔(dān)心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們遇到過太多前來冒認的“親戚”。

　　怎么證明？三兄弟傻眼了。館藏史料中并沒有徐天寶個人詳細檔案和照片，只有葉劍英、童小鵬、薛子正、劉澄清等四人個人的檔案和一些圖書中對他有零星記載，而他們家中的信件都已燒掉，除了兩張照片，什么也沒有！

　　從重慶回到浙江，三兄弟心情很復(fù)雜，以為可以給翹首以盼的母親徐秀花帶來好消息，但尋親之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徐秀花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怎么證明這就是爸爸呢？之前所有通信的信件都被燒掉了，認識父親的人也都已過世。

　　2017年5月的一天，徐秀花偶然翻到一封信。那是上世紀(jì)80年代，母親王小女向當(dāng)時的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查詢徐天寶下落，對方回復(fù)“查找無果”的信函。徐秀花委托三個兒子給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吳紹階寫信，說明了尋親情況，并附上了這封信。

　　2017年10月至11月，文物征管部蒲勤和研究部劉英先后赴湖南省檔案館、衡陽市南岳區(qū)文物局、浙江省臨海市民政局以及徐秀花出生地上盤鎮(zhèn)沙基村等多地采訪、查證。

　　“后來找到的這封信非常重要。”蒲勤表示，這充分證明，這家人幾十年來一直在尋找“徐天寶”，假冒的可能性非常小！

　　點滴還原徐天寶的生平

　　在尋訪過程中，工作人員偏重于對史料存在的疑點進行考證。

　　徐天寶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要從事后勤物資保管工作，因工作瑣碎、保密等原因，史料極少。好在他參與過抗戰(zhàn)時期國共兩黨共同舉辦的“南岳游擊干部訓(xùn)練班”，工作人員決定從這里入手。

　　在檔案“訓(xùn)練班名錄”中，第二期中共人員有葉劍英等11人，其中就有徐天寶，當(dāng)時的記錄為“級職準(zhǔn)尉庶務(wù)，31歲，籍貫浙江海臨，原任職務(wù)十八集團軍教導(dǎo)隊班長、特務(wù)長。”這也是目前查閱到最詳細的徐天寶個人檔案。

　　1983年，重慶市人民政府在原紅巖革命紀(jì)念館(現(xiàn)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建造紅巖公墓，墓碑上篆刻徐天寶生平是“浙江海臨人，曾任第十八集團軍教導(dǎo)隊班長及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物資保管員。生于一九零八年，一九四二年夏病逝。”檔案記載姓名、年齡、籍貫、職務(wù)與紅巖公墓上篆刻的生平完全吻合，可初步推斷，墓碑生平應(yīng)源于此份珍貴檔案。

　　然而，當(dāng)他們赴浙江調(diào)查時，卻發(fā)現(xiàn)只有臨海沒有海臨，為何原始檔案上會出錯呢？

　　據(jù)檔案記載，1939年2月10日，葉劍英率八路軍教官等三十余人去南岳游干班工作，對外稱中共代表團。《軍委會西南游擊干部訓(xùn)練班名錄》里記載的第一期名單只有葉劍英、周恩來等七名中共人員，沒有徐天寶。而在《衡山文史資料第2輯》有這樣的文字：1939年2月，葉劍英同李濤五位教官和劉澄清、徐天寶(管伙食)、江竹筠(女)及警衛(wèi)班一行，從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到南岳游干班。

　　為何第一批名單中沒有徐天寶的名字呢？

　　84歲南岳抗戰(zhàn)專家曾灜州(其父親曾漢藩是游干班第一期學(xué)員)解答了這個疑問：第一批名單中，國民黨方面登記非常詳盡，連伙夫、打字員全部一一記錄在案。但中共方面，除周恩來以外，只登記了六位上校以上軍銜的高級參謀，顯然是出于安全考慮。

　　據(jù)考證，在人員資料中，李崇被登記為李伯崇，謝正平被登記為謝景平，徐天寶籍貫被寫為海臨，這些“誤差”原來都是中共在抗戰(zhàn)時期保護干部采取的有效措施。

　　而關(guān)于紅巖遷墓的問題，據(jù)檔案中童小鵬的回憶，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南方局、辦事處和《新華日報》在重慶先后有十多位同志和家屬逝世，當(dāng)時均安葬于小龍坎伏園寺饒國模劃出的一塊墓地里。1958年，周恩來派童小鵬回重慶，取出這些同志的遺骨火化，就近樹碑集體深葬。后來因為地貌變化，該深葬處逐漸成為水田，所樹石碑幾乎被淹沒，于是，1983年，市人民政府將其骨灰集體移往紅巖，建造紅巖公墓安葬。

　　去年11月，經(jīng)多方印證，確認紅巖公路埋葬的徐天寶就是徐秀花尋找了75年的父親！

　　終于盼來見爸爸這一天

　　得知確認徐天寶身份的好消息，徐秀花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對徐秀花來說，不僅找到了爸爸，而且爸爸還是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的革命者，她感到無比高興和自豪。

　　“今年清明節(jié)，我想去重慶看爸爸。”徐秀花告訴子女們她的想法后，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商議了很久，畢竟徐秀花已87歲高齡，不贊成她親自來。但徐秀花一再堅持，“我不來看爸爸，怕這輩子都沒機會咯……”聽到這句話，孩子們訂了六張來重慶的機票。徐秀花穿上新衣服，翻出她最喜歡的黑色尼帽，“要戴給爸爸看。”

　　3月24日，徐后升開車一個多小時把媽媽送到臺州動車站，平時坐車超過3分鐘都受不了的老太太硬是撐下來了，又坐了4個小時動車到上海，第二天坐上飛機來到重慶。

　　3月26日上午9：40，原定10點來紅巖村的徐秀花一家提前了20分鐘。小女兒徐玉娥說，“媽媽凌晨2點都沒睡著，在床上翻來覆去很久，早上7點不到就起來了。”

　　剛到公墓，徐秀花掙脫了攙扶著她的女兒，幾乎是撲到墓前，眼淚不住往下掉，“爸爸，我是秀花，來看你了……”她像個孩子一樣哭著，跪在墓前，給父親一連磕了三個頭。

　　徐秀花不知道爸爸喜歡吃啥，就準(zhǔn)備了媽媽生前最愛吃的梨、蜜桔，還有草莓、火龍果。出發(fā)前，大女兒徐美蘭親手做了20多個青團，徐秀花在墓前輕聲說，“都是家鄉(xiāng)的味道，爸爸，你嘗嘗，好久沒吃了吧？”

　　走到大理石碑刻墻前，用手撫摸著“徐天寶”幾個字，老人再一次控制不住淚水，把頭靠在墻上，緊緊貼在名字上，嗚嗚大哭，“終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嗎？爸爸，我好想你……”

　　“今天對我們?nèi)�家來說是最幸福、最重要的一天。”徐秀花說，75年來，就是盼著有這么一天。

　　一個多小時里，徐秀花又跟著紅巖村講解員，參觀了爸爸曾經(jīng)工作過的辦公室，曾經(jīng)運動的籃球場，吃飯的廚房……老人一直紅著眼眶，但帶著幸福的微笑，她睜大眼睛，把一幕幕記在心里。

　　“今年是徐天寶逝世75周年，徐秀花家四代人的尋親之路，在紅巖這片熱土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吳紹階說。

　　五大線索印證徐秀花徐天寶父女關(guān)系

　　1、紅巖地址。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辦公就在當(dāng)時的四川省重慶市第八區(qū)化龍橋正街紅巖嘴13號。

　　徐秀花根據(jù)幼年時聽親戚讀音的記憶，加之浙江話發(fā)音有所不同，一直聽成“四川省花龍橋烏巖嘴13號”。1945年，紅巖嘴改為紅巖村，之后13號門牌也不再使用。1997年重慶市直轄。

　　因此有關(guān)紅巖地址基本一致！

　　2、通過照片的比對。徐秀花提供的兩張照片原件與1939年4月10日參加南岳游擊干部訓(xùn)練班的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合影第二排右三站立者臉型、眉眼極其相似。經(jīng)考證徐天寶參加南岳游擊干部訓(xùn)練班的時間以及相關(guān)史料，徐秀花父親徐天寶和紅巖公墓徐天寶應(yīng)為同一人。

　　3、籍貫對比。從徐秀花口述中，王小女與被稱為徐天寶朋友的幾次通信，可以確定，當(dāng)時八辦的工作人員知道徐天寶家人和詳細的通訊地址。而后期墓碑上的籍貫出現(xiàn)錯誤，可能是原紅巖革命紀(jì)念館在遷墓考證工作中的疏漏。

　　4、參軍細節(jié)。徐秀花提供的父親當(dāng)年去往四川參軍的時間與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籌備時間一致，都是1938年。

　　徐天寶給家人的來信只說了去四川參軍當(dāng)了小官，未告知參加共產(chǎn)黨，與當(dāng)時我黨的紀(jì)律相符。而寫信讓愛人燒毀書信，以及在寄信信封上寫假名字，內(nèi)附實名，是為了保護全家人的安全，也是當(dāng)時的革命形勢所要求。

　　5、病逝信息。徐天寶病逝于1942年夏，與徐秀花回憶收信時間農(nóng)歷八月基本一致。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一直以朋友身份和她通信，并寄上50大洋撫恤金，不告知其真實的情況，與當(dāng)時黨的工作慣例相符。

　　徐天寶原土葬于小龍坎伏園寺，與徐秀花口述四川省化龍橋×寺后面第×具棺材基本一致。只是后期遷墓，家人不知情，以致錯過最佳找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