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圓領素羅大袖衫

　　趙伯澐隨身穿著入殮的衣服除了最外面的官服，其余的多為衫服和窄服，是平時所穿的燕居之服(即居室中服用的衣物)，也叫“私服”。宋官與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在用色上有較為明顯的規定和限制。

　　這件以曲領大袖，腰間束革帶為主要形式特點的官服，是所有服裝中最為寬大的一件。

　　一改尚武之風，文人袍服款式很流行

　　至宋，宋以后漸漸消退。佩魚可能源于戰國時期的兵符，主要是用作傳達命令或調兵遣將的一種憑證。兵符有呈虎形、兔形和龜形等。關于改用魚符，其原因推斷有二：其一是取魚目晝夜不閉，有常備不懈之寓意；其二，可能是取鯉魚的“鯉”與李諧音的緣故。宋代的佩魚材質金、銀居多，即在袋子上用金、銀飾為魚的形狀佩戴在公服之上，系掛在革帶之間，垂于身后，以彰顯貴賤等級。

　　公服佩戴的革帶也是區分官職的重要標志之一。帝王的革帶叫“排方玉帶”，把四個方形的玉飾，五個圓形的玉飾嵌在腰帶上，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也使用玉帶，四品的官員佩戴金飾革帶；五品、六品的官員使用黑銀飾或犀角飾的革帶；一般的文人使用鐵腳飾物的腰帶。穿戴的時候，銙的一面要佩在腰后，因為當時的禮服袖子都非常大，穿這種衣服時，雙手一般不能垂下，只能交叉在胸前，否則衣袖就拖在地上了。所以，把銙放在腰后不會被大袖擋住，人們從背后就可以識別身份。

　　趙匡胤第七世孫的趙伯澐，于1216年過世之后，獲贈“通議大夫”封號，相當于四品官的頭銜，為文官第十階。那可能只是宗室之胄名義上的特殊福蔭，并無實際福祿體現。隨葬的素木朝笏以及魚袋的沒有發現可以說明，趙伯澐是以八品的原職務級別入殮的。

　　趙氏家族五人師從朱熹

　　趙伯澐及其家族成員多為人中龍鳳，馬中赤兔。

　　南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趙伯澐之父趙子英，字積中，任黃巖縣丞，舉家從原籍開封南遷黃巖，居于西橋(今橋上街一帶)，成為黃巖西橋趙氏的始祖。黃巖歷史學會會長張永生考證，趙子英升朝議大夫及秘閣修撰，他在黃巖以厚德著稱，并在縣署建香遠樓。其孫趙師夏寫有《香遠樓記》。

　　趙氏家族與朱熹的關系非同尋常，有五人師從朱熹。子英的長孫趙師淵(伯淮之子)協助朱熹撰寫《資治通鑒綱目》。除了師生與同到外，兩家還是姻親關系，趙師淵的幼弟趙師夏娶朱熹的長孫女(朱塾之女)為妻。《朱子文集》卷69《趙婿親迎禮大略》等記有此事。

　　趙師夏天性忠正，反對奸佞專權，毅然棄官返鄉，致力學問，協助朱熹撰寫《禮書》。據朱熹的女婿黃幹(字勉齋)在其《勉齋集》所記，朱熹病故時，《禮書》尚未完稿，是黃巖趙師夏給完成的。

　　重建五洞橋千古流芳

　　墓主人趙伯澐有一事功德，足以千古流芳。據南宋《嘉定赤城志》記：孝友橋“慶元二年(1196)圮于水，縣人趙伯澐糾合重建，筑為五洞，橋面分五折，取道當中，坎兩旁以竅水，翼欄其上，視舊功十倍焉，今但呼西橋。”所謂西橋，就是現在位于黃巖西城街道雙江社區橫跨西江的五洞橋，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慶元二年(1196)到上世紀中葉，長達差不多750年的時間，趙伯澐修建的西橋(五洞橋)為西出黃城通往廣袤西鄉的唯一橋梁。

　　人過希留名，雁過暫留聲。走過西橋，趙伯澐身上彬彬衣風所傳達的，并非僅僅是數代積淀的皇胄貴族氣質，還有凝聚在他身上的那份從善如流的德行魅力。

　　芳草萋萋，青山隱隱，黃巖嶼頭的“何奧之源”，雖然至今尚未找到趙伯澐的墓志銘，但這座屹立800年，至今仍為現代人提供通衢之便的五洞橋，又何嘗不是趙伯澐的墓志銘呢？

　　衣長115厘米，通袖長230厘米，袖寬95厘米，袖跟寬46厘米，胸寬72厘米，下擺寬96厘米。在宋代，這種樣式的衣服也稱作公服、常服，又名“從省服”。

　　曾任文林郎、平江府(今江蘇蘇州)長洲縣縣丞的趙伯澐，其職務為縣內的副長官，主要是協助令長通管縣事，相當于現在的副縣長。官品為正八品，也算是朝廷命官。古代的官員，但凡上朝、辦公，都必須要穿官服的，也就是制服，而不是穿個便服就隨隨便便上朝，那樣估計會被以藐視皇上而被亂棍打死。

　　森嚴的等級，不同的朝服，不同的圖案，代表的不僅僅是身份，還有自己所處的地位。穿什么衣服，看起來是件小事情，其實是一件很嚴肅、很講究、也很有規矩的大事情，誰都不可隨便僭越。

　　按照形制宋代的袍服可以分為：大袍、窄袍、衫袍、靴袍、履袍、單袍、直身袍7種；按照色彩可以分為：綠袍、赭袍、緋袍、赤霜袍、柘袍、皂袍、茜袍、紫袍、白袍、鵠袍10種。色彩是區分等級的主要元素。

　　宋代的皇帝將時令服飾每年按季節賞賜給近侍、文武官員。時服的賞賜，一般為公服或朝服中的幾件，武官得到的也是文官樣式的袍、衫、褙子等，所以造成軍戎服飾的儒雅化，也提升了文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宋名畫《中興四將》中的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名將，就是頭束幅巾、身著圓領襕衫，以及佩劍背弓的隨從士卒也都穿著文人袍服。此畫可見宋代的武將們少了些英武之氣，多了些的則是儒雅之風。

　　文化上的演變深刻影響著服飾的審美取向。宋以降，一改歷朝歷代尚武之風，這在袍服的形制上的直接反應就是文人袍服款式在全社會的急速推廣流行。

　　佩魚制度與公服佩戴的革帶

　　佩魚制度是章服制度中標志等級的重要載體之一。這個制度始于唐代，盛于中唐

　　《中興四將》武將的儒雅裝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