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恩來總理最后一任秘書——紀東將軍專程來到臺州講課。他深情回顧了在周總理身邊工作8年的詳細經過，和大家一起緬懷敬愛的周恩來總理。

　　1968年來到周總理身邊工作

　　今年的1月8日是敬愛的周總理逝世40周年，3月5日是總理誕辰118周年。雖然周總理已經離開我們40年了，為什么一聲“周總理”，億萬國人的心底會油然而生敬意？為什么他身后無骨灰也無墳墓，但人們還會自發地以多種形式祭奠他？

　　答案就是：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的崇高品德、優良作風和偉大人格，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前行的精神力量。

　　1968年，周總理身邊的秘書由之前的十幾個逐漸減少到3個，再后來就只有我和錢嘉東兩個人了。

　　1972年，總理曾對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說：我有兩個秘書，“一文一武”。文的指錢嘉東，管外事和宣傳工作；武的是指我，管內政和軍事工作。我和錢嘉東秘書每天輪流值班，一個白天，一個晚上。實際上我們除了睡覺那幾個小時外，都在辦公室，接打電話、閱讀文電、隨時聽候總理交辦事情等。

　　我在總理身邊工作的8年，是他最忙的8年，也是他最累、最難的8年，更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總理最難忘、最懷念的8年。

　　有不少同志問我們這些曾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說你們對總理的精神風范和人格魅力的直接感受是什么？

　　我個人認為，總理的人生主題，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的精神風范和崇高品德，是由忠誠鑄就的，是由無私凝聚的，是由勤廉踐行的，是由擔當奉獻的，是由求實奠定的，也是由律己修養的。

　　一天最多只睡五六個小時

　　周總理在最后的歲月里，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是怎樣為國家和人民操勞，艱難地擔當重任，忠實踐行黨的宗旨呢？

　　總理晚年工作時間主要是夜間，通常早上四五點或者是七八點上床睡覺，中午十二點或下午兩三點起床。如果他能睡上五六個小時，我們心里就覺得非常踏實。遇上外賓來訪，或逢國內事務繁忙，這五六個小時就無法保證。

　　每當看到總理睡得那么香甜，我們連幾秒鐘都不想提前叫他，那句“總理該起床了”的話，可以說是忍著心痛說出來的。一般情況下，總理睡覺總是很機敏的，太困時，要叫兩三聲他才能醒來。只要醒了，總理就會立即穿衣服，從不在床上磨蹭。期間，我們還要向他報告在他睡覺的幾個小時里，國際、國內發生的重要事情，這時候，一天的工作也就開始了。即使洗漱，他也要聽我們的口頭匯報，或是交待新的一天要辦的事情。

　　總理一日三餐非常簡單

　　總理洗漱完畢，就到客廳吃早餐。他的一日三餐非常簡單。早餐是一杯豆漿或是一杯牛奶沖雞蛋，加上一片黃油或果醬烤面包，十分鐘就吃完了。至于中餐、晚餐什么時候吃，一般是不定時間，不定地點。吃的是一葷一素一湯，都是家常便飯。有時因會見外賓，或主持會議，連續進行活動不能按時吃飯，衛士就給老人家上一小盤花生米，或喝幾口從家里用保溫杯帶的粥。

　　總理吃完早餐就到辦公室批閱緊急文電文件，而后或外出開會，或會見外賓，往往都是深夜才回到家里。這時候等著他的便是辦公桌上待批的文電。

　　在辦公室工作時間長了，總理就到臥室去，坐在枕頭上，背靠著床頭繼續辦公。有的文電看完后他要寫批示，就把一張前腿高、后腿低，有斜面的小炕桌架在兩腿上批寫，一寫就是兩三個小時。

　　總理從來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正月初一也是這樣度過的。

　　1974年6月1日住院治療

　　1974年四五月間，總理由于病情加重，加上過度勞累，發生缺氧癥狀，有時候，甚至用椅背頂住腹部主持會議、聽取匯報。與會同志勸他坐下，他說：“我不能坐，一坐下來就會睡著了。”

　　總理的身體實在無法支撐下去了，才于1974年6月1日下午，完成所有計劃內的工作安排，告別他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中南海西花廳，前往醫院接受手術治療。臨上車前，他還嫌我帶到醫院的一包文件不夠，自己又挑了一包才上汽車。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這里。

　　對總理來說，住醫院只不過是換了一個環境，他對工作的操勞一直沒有停止。1974年底，病中的總理拖著瘦弱的身體，坐飛機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兩位老人長談到深夜，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長沙決策”。

　　去長沙之前，一些老同志，特別是葉劍英元帥，都為總理的身體擔心，葉帥指示醫療組一同前往，并做好了隨時搶救的準備。總理卻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并感慨地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1975年最后一次出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5年1月，總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只有5000多字的“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短的政府工作報告。這也是毛主席為了讓總理的身體在作報告時能支撐下來，委托鄧小平同志參與起草的。在這次會議上，總理用堅定的聲音宣布：“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被保護下來的大批老干部進入了國務院和各部委領導班子，為后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重病時仍然堅持

　　繁重的工作

　　總理每次做大手術前，都要我們秘書提前一兩天到他的病床前，交代有關工作事項，我們把一件件重要的、需要他批示的文件向他報告后，他便逐一提出辦理意見。當我們含淚離開他并小聲祝總理手術順利時，他老人家卻若無其事，笑著安慰我們說：“不一定，兩種可能。”他是讓我們明白，這次手術可能下得了手術臺，也可能就是訣別。離開病房后，我們都會失聲痛哭。

　　由于為國家日夜操勞和病痛的無情折磨，從1975年6月中旬第三次大手術后，大家心目中面帶微笑、慈祥可親、風度翩翩、豪氣英風，身高1.72米的總理，體重只有60多斤了。

　　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時，也就是離總理去世前一個星期，他又把我們秘書叫到他的床前。這時老人家的面龐更加消瘦，長長的胡須垂到胸前，他微微招了招瘦弱無力的右手，一字一頓，用盡全身氣力，給我們說：“你們來了，我累了，問家里同志好。”說完又陷入了昏迷。

　　這是總理給我們秘書留下的最后的話語，我們也是第一次聽到總理說出“累”這個字。當我們悄悄地、慢慢地、依依不舍地離開病房時，大腦一片空白，只剩下滿臉的淚水。

　　當總理知道自己時日不多時，他專門交代醫務人員說：“現在對癌癥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高興的。”

　　1976年1月8日

　　總理永遠離開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總理離開了，這位在與病魔頑強斗爭的同時，還繼續擔負著繁重工作的敬愛的周總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從1974年6月1日總理住進305醫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整整587天，他先后做過大小手術14次，平均每41天就要做一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同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召開會議40次。這些數字意味著在醫院治療的總理，平均每天的工作量仍在8小時以上。

　　1976年1月11日4時30分，總理的遺體火化。凜冽的北風，擋不住為總理送殯的人群。張樹迎、高振普在靈車上護衛著總理的遺體；錢嘉東、趙茂峰和我尾隨在鄧大姐的車后。

　　我們看到十里長街擠滿了送別的人群，《十里長街送總理》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人們肅立著，目送靈車開過，久久不愿離去。

　　當總理遺體停放在靈堂時，周圍的人一起擁到棺木跟前，呼喊著總理你別走啊……這時鄧大姐拍著總理棺木說：“恩來啊，你有許多心里話要說，我也有許多心里話要說，咱們誰也沒有說……”當時主持總理遺體火化儀式的是國務院管理局高付有，他帶著哭喊聲哀求大家，讓總理走吧……

　　周總理活著奉獻了畢生的精力，死后還把骨灰撒向了中華大地，分別是北京八達嶺長城內外，北京城郊，天津海河入海口，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老人家曾經說過“共產黨人應該像牛一樣努力奮斗”、“為人民服務而死”。他是大眾的牛，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的形象，一個真正的人民公仆的形象。

原標題: 難忘8年，我給周總理當秘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