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州有一所學校著名的民辦學校，名叫桐江書院，號稱“江南第一書院”，朱熹曾經親自將兒子送到此地就讀。

　　書院位于今仙居皤灘古鎮東兩里(即山下村與板橋村之間)，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2年)，由仙居皤灘當地的一位名叫方斵的人捐資設立。

　　方斵，何許人也？據鄭公鯉《韋溪先生祠堂記》稱，他字宗璞，號子木，又稱韋溪先生。平生守志固堅，潛心六經，在宋高宗紹興年間就已成名，“蔚為諸儒領袖”，時人也有稱他為“東南學者表正之師”。他于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受特科進士，后終至嘉州文學。

　　也許有人會說方斵的知名度不夠，但是說到方干知道的人就多了。方干是晚唐的著名詩人。據《辭海》介紹，方干的詩“多應酬之作，也有些詩篇抒寫羈旅之思和消極出世思想”。方斵，就是方干的第九世孫。

　　方干僑居到皤灘板橋

　　那么，既然方斵是建德人的后裔，為什么定居在臺州仙居，還要在仙居當地建造學校呢？

　　這又要從方干說起。方干與仙居人孫郃是好朋友。“嘗過郃里，愛其山水佳秀，挈家寓焉，后世子孫遂家于此”。翻譯成白話文意思是說，孫郃家鄉仙居的山水讓方干留戀不已，他就帶著家眷僑寓到皤灘板橋。但事實上，方干最后隱居在會稽，死后，宰相張文蔚上奏朝廷賜進士。后來，直到方干的第八代孫才真正回到方干曾經僑寓的地方，并定居于此。因此，方干的第八代孫，也就是方斵的父親方英先生才是今仙居山下、板橋兩村方氏村民的始祖。

　　仙居歷來有良好的讀書風氣。北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年)，福建侯官人陳襄擔任仙居縣令，始創學宮，擴建文廟，并親自作《勸學文》、《勸俗文》，規勸鄉民子弟從學，以至于在仙居出現了“袤及千里，弦誦之聲洋溢，人才輩出”的鼎盛景象。而到了方斵這一代，由于當時的南宋政權定都臨安(今杭州)，大興文治，直接推動了臺州(時稱輔郡)的儒學之風，在地方除官方創辦的州縣官學以外，各地的民間書院不斷涌現；加上當時印刷業高度發達，使得書籍的出版相當方便，大量的經典書籍流入民間。于是，有致力于開拓科場宦業、培養學者儒士想法的方斵，便以方氏族產創辦了桐江書院，即“旁置義田數十畝，以備四方來學膏火之費，一時文人薈萃”。

　　方干九世孫創辦桐江書院

　　當然，創辦書院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方斵頗費了一番心思。一是選址，必須環境清幽，適宜讀書。據說，當年的書院占地共150多畝，為三重院落式結構，北望永安溪，東臨鑒湖煙柳，西南有道淵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狀如鼎足”，環境不可謂不優美。二是取名，不能隨隨便便，要有文化。他把書院命名為“桐江書院”，把書院東邊挖出來的湖命名為“鑒湖”，都是為了紀念先祖方干而命名的，因為方干是建德(今桐廬)人，曾經隱居鑒湖(今紹興)。從這里可以看出，方斵辦學是為了將祖先的名聲發揚光大，希望后學者要有飲水思源的思想。三是延請老師，必須海內名儒，道商德厚。當時，方斵以其個人的人格魅力和學術修養，吸引了一批知名學者前來登臺執鞭，并通過與朱熹、吳芾、王十朋、陳庸等人的交往，形成了極具影響力的學術圈子，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傳播，還對浙東南一帶的學術界產生了深刻影響。

　　朱熹寫《送子入板橋桐江書院勉學詩》

　　吳芾(1104-1183年)，仙居人，字明可，號湖山居士，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進士。歷任通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等職，后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他為官有清名，據說任職期間，“視官物如同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以，與其得罪于百姓，寧得罪于上官”。他與方斵是忘年交，致仕回家后與方斵一起“大治學宮”，并相繼介紹狀元王十朋、門生陳庸(曾任江西提刑)、大儒朱熹等與方斵認識。

　　王十朋(1112-1171年)，南宋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以宋高宗趙構御筆親批“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登榜狀元。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他懇請高宗出兵抗金，力薦張浚、劉錡，高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但最后因主和派的壓力，無奈被迫下野，讓其主管臺州崇道觀。雖說王十朋與方斵通過吳芾是早已認識的，但彼此來往不是很密切。此時他閑居任上，方斵便邀請他到書院講學，他則給書院送去了兩塊手書的“東南道學世家”和“理學明宗”的匾額，對桐江書院給予了崇高的評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他于淳熙九年(1182年)提舉浙東茶鹽公事兼主管臺州崇道觀,專程拜訪了隱居在仙居官路畫湄潭的吳芾，并通過吳芾安排“邀于湖上，延生與飲”，認識了方斵。此時，王十朋已經乘鶴仙去十多年。想不到第二年，吳芾也撒手西歸。在結識了方斵后，朱熹對桐江書院的辦學非常認可，先后手書了“桐江書院”和“鼎山堂”兩匾相贈。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還慕名送自己的兒子到桐江書院學習。據清光緒年間《板橋方氏宗譜》記載，朱熹還寫下了一首題為《送子入板橋桐江書院勉學詩》：

　　當年韓愈送阿符，城南燈火秋涼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條拂水春生魚。

　　汝若問儒風，云窗雪案深功夫。

　　汝若問農事，曉煙春雨勞耕鋤。

　　阿爹望汝耀門閭，勉旃勉旃勤讀書。

　　朱熹的兒子是春季插班生

　　可見，朱熹的兒子是在春季里讀的書--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可能是春季插班生。朱熹在送兒子入板橋桐江書院時充滿了期待，希望兒子能勤讀書，深諳儒風，知曉農事，到后來光耀門閭。那么，當年方斵創辦的“桐江書院”，究竟采用了什么樣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呢？同時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據說，桐江書院不僅經常邀請朱熹前來講學，而且還承襲了朱熹為湖南岳麓書院制定的《朱子書院教條》為本院學規，具體內容有5個方面：一是像堯舜時代那樣實行“五教”，即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教學目標(教之目)；二是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五要”為教學的基本方法(學之序)；三是向學子們提出了日常修身治學和為人處世的三方面要求，即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為“修身之要”；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可見，當年的桐江書院受朱熹影響之深。

　　朱熹親手在書院里種下了五棵樹，書院名聲鵲起

　　朱熹還親手在書院里種下了五棵苦櫧樹，隱含了孟子所謂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寓意。如今，這五棵苦櫧樹依然蓬蓬勃勃地生長著，給人以無限的想象和無盡的鞭策。

　　在像方斵、吳芾、王十朋、朱熹這些大伽的教育下，桐江書院名聲鵲起，“四方之學士文人，負笈從游者嘗踵相接”。一方面，桐江書院分擔了朝廷培養科舉人才的責任，促進當地科舉取得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以其學術的獨立性，使新興的理學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單就眾多的門徒來看，的確相當多地培養了一批名士，如淳熙二年(1175年)進士黃宜、特科進士方剛，端平二年(1235年)特科進士方一新，景定三年(1262年)武科進士方初，咸淳元年(1265年)武科進士方裕等等都出自該書院。

　　歷史上的桐江書院曾經屢毀屢建。到了元仁宗皇慶年間(1312-1313年)，由后人方志道(字成之，號蘭亭)重修了一番，以振家學。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據說當地農民鋤田時曾得到一片明嘉靖年間書院遺瓦。清同治九年(1870年)，候選知縣方松亭在其廢墟上重建。但到了民國期間，書院改為祠堂。解放后，辦過山下小學。“文化大革命”又使書院一片狼藉，朱熹手書的“鼎山堂”匾額因村民藏匿而得以保存，但王十朋手書“東南道學世家”、“理學明宗”兩匾被毀。

　　清乾隆年間，有一個名叫張龍圻的詩人，曾經寫過《鑒湖映月》的詩，描寫他尋訪桐江書院遺址時的情景--可以說，也道出了我們此時對桐江書院的無限懷念與崇敬之情：

　　滿目玻璃夜靜時，天心水面兩相宜。

　　菱花看向波中落，桂影才從鏡里移。

　　鵲結柳梢驚寒蟬，魚潛萍毯畏垂絲。

　　當年奇跡任人在，景仰先生百世師。

　　我也曾看到，當代作家陸原曾專門寫過一篇《八百年的吶喊》的文章，贊美桐江書院有著一種“堅忍不拔地弘揚民族主流文化的可貴精神”。現在，當我們面對已經斷墻殘垣的桐江書院，內心里同樣會涌起一絲追懷歷史的傷感。

　　還是當年朱熹在悼念吳芾的挽詩中說得好，“臺省傾辟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輝煌的桐江書院及其締造者們，他們的歷史功績必將炳耀千秋；雖然，他們的名字逐漸淡出了后人的記憶，但通過尋訪歷史的遺跡，我們必將最終找到美好的精神歸宿！

　　(作者王康藝，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臺州市民辦教育協會副秘書長兼《臺州民辦教育》雜志主編，臺州市椒江區政協文史專員)

原標題: 臺州這所學校 朱熹曾送兒子插班入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