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3年該市簽訂我省首份旅游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專項合同之后，今年是臨海旅行社行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第三年。導游每月的基本工資從協商前的800元，逐步提升到今年的每月1600元，同時，導游的相應補貼福利也逐年提升，“導游的基本工資增長了一倍，極大地激發了導游工作積極性，跳槽率大大降低。”朱昌希道出了工資集體協商的真正用意。

　　協商重在順勢而為

　　臨海旅游資源豐富，去年該市旅游總人數突破1210.92萬人次，總收入達115.7億元。

　　但在蓬勃發展的旅游業背后，也隱藏著行業內無序競爭、惡性競爭的問題，存在不合理低價組團、導游誤導、脅迫參加自費活動等現象。

　　解鈴還須系鈴人。2013年，臨海市總工會成立了旅行社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領導小組，先后走訪全市11家旅行社，組織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讓旅游團的成本回歸正常化、合理化，杜絕了“低價團”出現。據臨海市旅游局統計，去年游客對該市旅行社的投訴率比2013年下降了50%。

　　在我市，溫嶺是工資集體協商的首發地。溫嶺是民營經濟大市和農民工輸入地，農民工在民營企業從業人員中占職工總數的95%以上。當時，由于缺乏統一的計量計件(計時)工資標準，企業間用工無序競爭，勞資糾紛引發的集體停工和上訪事件不斷。這一現象在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尤為突出，業主與職工分歧嚴重，無法達成協議。為此，新河鎮開始探索勞動關系的協調機制，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由此啟動。

　　2003年，溫嶺在羊毛衫行業試行簽訂行業性集體合同，開展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2007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溫嶺巿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主要做法》上批示“溫嶺的做法可以總結推廣”，由此，我省開始全面推進。

　　協商立足自上而下

　　如今，溫嶺市已在該市的羊毛衫、水泵、軸承、注塑、制鞋、帽業等16個行業開展行業工資集體協商，16個鎮(街道)全部開展第二屆第三輪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并簽約，共覆蓋9071家企業、惠及職工近50萬人。

　　回顧行業工資集體協商開展初期，“有些企業主積極性不高，常常以‘商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工價表。”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一開始很多企業認為沒有必要參與行業工資協商”。

　　從拒絕到主動，企業方的態度轉變并非一蹴而就。

　　“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的關鍵在企業。如果企業方不回應工會提出的協商談判要求，這項工作就無法開展。”溫嶺市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陳福清說。在開展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各地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陳福清就是其中之一，他憑借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成功經驗，引起同行關注。

　　陳福清形容企業為“硬骨頭”，“必須依據《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法律法規，一次又一次上門做好企業的宣傳教育工作，鼓勵他們盡可能參加工會組織的工資協商會議。”

　　“職工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行業內職工頻繁跳槽的現象得到緩解，企業增效不增資，企業和職工都認識到彼此是利益共同體。”陳福清認為這些都是企業主動接受工資集體協商最好的注解。

　　市總工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我市共計簽訂工資集體協議12787份，覆蓋企業28098家，職工134萬余人。其中行業性工資協議65份，區域性工資協議158份。

　　協商推進依法維權

　　多年來，我市逐步形成了區域、行業、企業三個層級的有機結合，即區域協商發揮其覆蓋面廣的優勢，談一個地區的底線標準；行業協商發揮其行業特征鮮明的優勢，談一個行業的勞動定額、工時工價標準；企業協商發揮其針對性強的優勢，談一個企業具體的增長水平。

　　以溫嶺為例，溫嶺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起步于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此后逐步擴展到區域工資集體協商和企業內部工資集體協商。

　　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的內容，主要是勞動工資標準和分配形式，以計件方式支付工資，要確定工序及工價、工資支付辦法、工資協議的期限、工資協議的終止條件以及工資協議的違約責任等。

　　通過組建行業工會和行業協會，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多年的實踐證明，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是加快建立行業內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實現工會主動依法科學維權的重要手段，也是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增強工資集體合同實效性的重要舉措，對全面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具有實際意義，是我市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最佳方式。

　　今年，我市確定了溫嶺市南鑒帽業和臨海市旅行社行業為省級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提質增效示范點，其他各縣(市、區)均確定了一個市級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提質增效示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