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史上時間最快一次對高考“槍手”進行曝光的案例。今年高考第一天,《南方都市報》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報道,湖北個別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高考替考組織,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目前,警方已控制代考嫌疑人,江西省教育部門也已介入調查。
早在去年11月,該報社記者即與高考“槍手”組織成員接頭,以臥底方式混入該組織,一路進行跟蹤調查,最終掌握這個高考替考組織的內幕。記者臥底高考替考組織,其中過程想必十分驚心動魄。但相關報道在網上傳開后,并沒有贏得滿堂喝彩,反而出現不少質疑聲音。批評焦點集中于,記者為何不在考試前報警,而是進入考場參加考試。有人認為,記者替考也屬于違法行為。
我對記者以臥底身份參加考試過程,不是沒有疑問。記者若想驗證假身份證件能否混入考場,只需要通過身份查驗環節即可,無須參加考試。但我更想說,對記者調查如何更合宜的討論,不該沖淡對替考事件本身的關注。
高考“槍手”現象,就像高考制度的牛皮癬,是對高考公正性的挑戰與傷害。遺憾的是,這一現象不僅沒有絕跡,近年來反倒隨著高考身份查驗技術和監管手段的升級而更新換代,呈現出組織化、團伙作案的特征。去年曝光的河南杞縣高考替考事件,就牽涉到考生家長、中介人員、槍手以及替考組織人員和充當“保護傘”的有關官員,儼然形成一條黑色產業鏈。
這次曝光的江西替考事件,更多事實仍有待于調查,但從目前情況看,問題已非常嚴重。替考組織采取跨省作案手段,人員分工明確、行事隱秘。尤為駭人的是,其偽造的身份信息竟然保存于江西教育考試院系統,在江西教育網上,還可查詢到照片顯示為替考者的高考學生體檢報告。究竟哪些人在為這個替考組織鋪路,這背后又牽涉到哪些部門,不免讓人有所聯想。
替考組織的猖獗行為,暴露出有些地方高考現場監管的軟肋。如報道指出的,依靠肉眼識別身份證準考證存在漏洞。每年高考,各地都如臨大敵,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加以保障。據報道,有的地方今年還采取無人機進行監考。為何在至關重要的身份查驗上,手段和技術卻如此落后?各地要做到身份信息聯網識別,相信并非難事。如公安部門和酒店旅館就有身份信息聯網制度,不妨把這些技術手段應用于高考身份查驗流程。
更重要的是,在如何提高替考行為的違法成本方面,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按照相關辦法,找人替考者,考生面臨的處罰是取消本次考試科目成績,最高停考3年;替考者若是在校大學生,給予開除學籍處罰。可對那些主事者如中介人員、監考人員,只是簡單規定參照相關法規黨紀進行處理,其結果往往以行政處分代替法律懲罰。杞縣替考事件中,有涉案人員稱,自己做替考業務3年,“一點事都沒有”。如此,對替考行為又怎能形成足夠的法律震懾力。
道高一尺,魔必須高一丈。江西替考事件警示,是時候盡快出臺《考試法》,以“作弊入刑”等方式抬高替考的違法成本。例如,2010年有內地學生被人請到香港做“槍手”,持假身份證為香港學生應考美國的大學入學考試,結果被當地法院以串謀詐騙罪判刑入獄半年。這并不是說,只要立法規范就能一勞永逸地根除高考作弊、替考等行為,但杜絕這些行為,法律不能缺席,更不能縱容。
原標題: 杜絕高考槍手,法律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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