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報道說，前些時候紅遍網絡的上海康定路600弄廢墟涂鴉的最后兩幅作品，也于26日被白色涂料(或石灰水？)覆蓋了，人們用一片惋惜之聲告別了這一批擊中人們內心柔軟的作品之后，還有沒有機會看到如此溫暖的廢墟涂鴉了？廢墟涂鴉與公共安全的關系如何處理？廢墟涂鴉的生存空間在哪里？我們一直提倡藝術要貼近大眾，貼近生活，顯然，康定路的這一批涂鴉做到了。

　　當然，在確定是危房的建筑物上涂鴉，應該被制止；為了避免安全事故，涂鴉作品水平再高，也應忍痛割愛。如果康定路600弄廢墟涂鴉的地方是危房，但城市拆遷不全是因為危房，總有一些拆遷前或拆遷后的建筑是安全的，這些地方是不是廢墟涂鴉的生存場所呢？這就需要在藝術家和有關部門之間建立起一個溝通、協調機制，告訴藝術家哪里的廢墟可以畫畫，大約可以保留多長時間，創作時應該注意什么問題等等。

　　但是，要形成這個機制，讓涂鴉獲得合適的物理空間，還需要一個無形的空間：管理者對廢墟涂鴉的認可，或者說容忍，對公眾欣賞需求的尊重。在鏟除康定路涂鴉時，有關部門人士建議人們去展覽館欣賞繪畫名作，這顯然否定了廢墟涂鴉的特性與存在的必要，也顯示出有關管理者并不理解廣大市民對涂鴉的喜愛中包含了對家園的留戀和熱愛——幾乎沒有一種繪畫，讓普通人的生活直接參與其中，與大眾如此血肉相連。

　　城市管理者的具體職能有區別，但其最終目的是尊重、維護和加固市民與城市的情感聯系，精神聯系。“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僅應該體現在更多的立交橋和地標建筑上，更應該體現在很多不起眼但貼心的政府行為上。從媒體報道涂鴉走紅至今近10天，有關各方都有表態和說明，但各說各的，沒有形成溝通和交流。各方看似都盡到了職責，但市民喜聞樂見的廢墟涂鴉的生存，還是一個“三不管”地帶。事情發生在拆遷現場，那里不是文化部門管的地方；涂鴉是文化藝術，城建部門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管畫家的事——每個相關部門都有不管的理由。廢墟涂鴉，我們有各種機關、機構，有那么多辦事人員，誰來當一個召集者，一個中介，一個媒婆，把藝術家、需要藝術的市民代表、相關管理者這幾方人士請到同一張桌子旁？但是，如果有人出來牽頭，有關部門愿意參與嗎？究竟是先有溝通的意愿才有溝通的機制呢，還是有溝通機制才會有溝通的意愿？不僅是廢墟涂鴉，其他很多公共事務，都很需要這樣的溝通、協商機制與平臺；有關各方把手伸出來，握在一起，很多事情就有人管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不再是一個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