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0點，45歲的周道斌在臺州市立醫院ICU病房醒來，只感到腦袋昏沉，特別是從后腦勺涌上來的疼，一股接著一股，讓他想吐。下意識的，他抬起胳膊，用手捂住嘴，這一動作，扯動了后背和大腿根部的傷口，又一陣劇痛襲來。他這才看見，自己全身插滿了管子。

　　病房里，只有監護儀器發出的“滴答”聲。“我怎么會在這里？發生了什么？”周道斌望著天花板，什么也想不起來。

　　突然，他意識到什么，迅速將頭轉向一旁。他的妻子，41歲的鐘定花緊閉著眼，躺在另一張病床上，全身也插滿了管子，頭發已經被剃光，白色的繃帶纏了一圈又一圈，中間部分被滲出的血跡染紅。

　　“定花！定花！”周道斌張開干裂的嘴唇，嘶啞地叫道。

　　他忍著疼，眼睛一眨也不眨，希望妻子能睜開眼答應一聲。

　　但“滴答滴答”，病房里依舊只有監護儀器發出的聲音。

　　又一陣沉重的暈眩襲來，夾著劇痛，周道斌不得不閉上眼睛，“完了……肯定出大事了……”他想著。

　　此時，周道斌還沒有意識到，接下來的十幾天里，他將做出一個無比艱難的決定。

　　車禍

　　周道斌和鐘定花來自陜西安康，2014年之前，兩人已經在玉環打工8年。

　　今年年初，兩人換了工廠，從玉環來到椒江濱海工業區，住在廠里安排的一間簡陋的屋子里。周道斌當水暖工，鐘定花負責做早中晚三頓飯。

　　那天，本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

　　給工人們做完中午飯后，鐘定花接到老板打來的電話，“晚上不用準備飯了，我請廠里的工人們到外面吃，你也一起來。”她連聲說好。

　　下午4點，周道斌從廠里回來，鐘定花正蹲在地上，在一堆塑料袋里翻找。“你在找什么？”他在門邊的木板床上坐下，問。

　　“我前兩年買的新衣服怎么找不到了？我想今晚吃飯的時候穿。”鐘定花應道。

　　那天晚上，夫妻倆換上了平時舍不得穿的新衣服，連襪子都是新的。

　　“定花，你看你瘦，這裙子穿著也好看！哪兒買的？”幾個工友的媳婦將鐘定花圍在中間，羨慕地說。

　　“買多少年了，咋能記住在哪兒買的，就是沒舍得穿。好幾十塊錢呢！”她配合地轉了個圈，滿臉笑容。

　　晚上8點多，飯局結束。周道斌騎著電瓶車，載著鐘定花往宿舍開去。

　　路上很安靜。快到第二個路口時，鐘定花說：“回去我得給兒子打個電話，昨天沒打，今天晚上該打了，還不到9點，應該沒睡吧？”

　　周道斌“嗯”了一聲，抬頭看了眼信號燈，紅燈，他下意識地捏住了剎車。但沒等一會兒，他有些不耐煩了，往四周看了看，寂若無人。隨即松開手剎，加大馬力，繼續往前開。

　　鐘定花還在輕聲說著什么，但下一秒，她被側面撞擊帶來的慣性高高彈起，又重重地砸在地上，陷入昏迷。

　　周道斌摔在了另一邊，渾身疼痛。他想睜開眼看看發生了什么，但眼皮像座山，重重地壓在眼球上。完全陷入昏迷前，他聽到有人圍在他身邊，說：“那個女的，肯定不行了……”

　　死亡

　　晚上10點，玉環，周道軍剛回到家，手機鈴聲便響了起來。“你哥哥和嫂子出車禍了，現在在椒江的市立醫院搶救！你快打車過來吧！”

　　凌晨12點，付了300元車費后，周道軍從出租車里鉆出來，險些摔倒。他跑進醫院，廠里的老板、幾個工友正圍在病房外，“我哥和我嫂子到底咋回事？嚴重不？”

　　“過十字路口的時候，電瓶車和一輛皮卡車撞了。”一個工友嘆了口氣，“我們都已經回到住的地方，等了半天尋不著人，電話也打不通，又沿路往回找，才知道出了事。”

　　在ICU外的長椅上，周道軍坐到凌晨2點半，昏昏沉沉，直到主治醫生叫他，“你哥哥已經脫離危險了。但是你嫂子情況不好，腦部和肺里都有淤血，就算能治好，以后的生活也不能自理了。這是最好的結果。”

　　他重新跌坐在長椅上，一夜未眠。

　　但第二天，最壞的消息，來了。

　　“你嫂子救不活了，能想的辦法都想了，還有什么親人，叫過來見最后一面吧。”醫生告訴周道軍。

　　“她還有個兒子。”周道軍連忙撥通了遠在陜西安康的周楊的電話。

　　這個一心想要上重點大學，卻因今年考了二本線，正在復讀的18歲少年，連夜買票，趕到醫院。

　　捐獻

　　三天后的一個下午，病情趨于穩定的周道斌被推出ICU，轉入普通病房。臨去前，他走到鐘定花的床前，細細地看，“定花，你可要醒來，我等著你吶。”

　　把哥哥安頓好，周道軍走出病房，在走廊上踱步。剛剛，醫生說了一番話，讓他心亂如麻——“你嫂子已經沒有希望了，你能不能勸勸哥哥，考慮一下捐獻器官？”

　　捐獻器官？這是40歲的周道軍從未接觸過的字眼，在他心里，入土為安、死者為大，才是亙古不變的道理。“這話我怎么跟哥說？不可能！”這樣的想法，在他心里叫囂，但在醫生面前，他選擇了低頭沉默。

　　第二天下午，一位自稱是浙江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從杭州趕來，找到周道軍，繼續勸說。周道軍有些慌神，只得擺擺手，“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好歹是我嫂子，你還是找我哥去說吧。”

　　11月3日，距離車禍發生，已經過去了6天。

　　這天上午，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在病房里找到周道斌，說明來意后，遞上一本資料，“這里有許多案例，都是捐獻器官救活了許多人。”

　　周道斌聽著，心里像燒了把火，憤怒，“老婆都成這樣了，你還來跟我說這些！”他忿忿地想著，但沒有說出口，“我不會捐的，你走吧。”他淡淡地回了一句，頭也沒抬。

　　下午，ICU探視時間到了。周道斌下了樓。他在床頭坐下，鐘定花躺在那兒，依舊緊閉雙眼，毫無聲息。

　　“定花，你咋不醒呢？我再給你搓搓手吧。”他一邊說，一邊拉起鐘定花的手，小心地搓了起來，仿佛那是一件珍寶。“你還記得那個嫁到安徽后，再沒聯系的姐姐不？你還說要去找她，你不醒咱們咋去找？定花，醒醒吧……”

　　回應他的，依舊只有監測儀器發出的“滴答”聲。

　　11月4日，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再次“登門”，“您考慮考慮吧，捐獻器官，能救別人的性命，還能留個念想，您愛人的生命還在繼續……”這句話，像根鋼絲，直直地戳進周道斌的心窩。他有些動搖了。

　　夜晚，病房寂靜無聲。周道斌床邊的木椅上，周楊蜷縮躺著。

　　周道斌看著，有些心疼。這一次，兒子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情緒波動，他只是摸摸母親的手和腳，更多時候，他都是一個人蹲在一邊，不吃飯也不說話，安靜得令人擔心。

　　“楊楊。”周道斌輕聲叫道。

　　“嗯？怎么？”燈光下，周楊露出稚嫩黝黑的側臉。事實上，這個12歲就成為“留守兒童”的少年，在一年只與父母見一次面的頻率下，并不習慣跟他們交流。

　　“她也找你說了吧，你咋看？”

　　“不知道，說是能救更多人，但我舍不得。”

　　“我也是，舍不得。”

　　11月5日，省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第三次找到周道斌。“你讓我再想想，再想想吧。”他說。

　　時間，在鐘定花臉上留下了痕跡。

　　“再不決定捐，就真的來不及了，救人命啊！”11月11日，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再次找來，滿臉焦急。

　　周道斌抬抬手，看向窗外，“讓我再想一晚上，明天一早給你答復。”他低聲喃喃自語：“能留一個晚上，就留一個晚上。”

　　入夜，周道斌躺在病床上。一邊的木椅上，周楊也輾轉難眠。

　　周道斌先開了口：“楊楊，我決定(把器官)捐出去。”

　　沒有回答，少年只是點了點頭。

　　父子之間，再無交流。

　　11月12日早上，省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接到了周道斌的電話，“我決定捐獻妻子的器官。”

　　當天下午，鐘定花被推進手術室。

　　據了解，她捐獻的肝臟移植給金華一位60多歲的肝癌患者，兩個腎臟分別移植給衢州一位41歲的腎衰腹透病人，杭州一位35歲的腎衰血透病人。目前，3名患者病情穩定。

　　生活

　　在椒江濱海工業區八塘路口附近，沿著一條石子路走，再向左拐一個彎，有一幢兩層建筑。推開鐵門，往里走，有幾間布置簡陋的房間，周道斌和同廠的十幾名外來務工人員住在這里。

　　樓道中間，凹出一塊空地，一個灶臺、一張桌子，上面亂七八糟地擺滿了鍋碗瓢盆和菜。廠里新聘請的燒飯大姐正系著圍裙忙活。

　　隔壁，就是周道斌和鐘定花住的屋子。門邊，一張木板床，床單已經洗得發白，兩個枕頭和一床被子胡亂地卷著；墻角，一張窄小的破舊桌子，放著一臺鞋盒大小的電視機；墻邊，一張發了黑的草席鋪在一塊木板上。

　　“夏天她嫌熱，就睡在那里。”周道斌盯著那張“草席床”發呆，“她太能將就了。”

　　生前，作為燒飯師傅，鐘定花的生活很簡單。

　　早晨5點多鐘起床準備早飯。7點多鐘，等工人們吃完，收拾妥當，又會回屋睡一會兒。9點，開始準備午飯。下午3點半，準備晚飯。一天中，她最期待的是，晚飯后和周道斌一起去附近的夜市逛逛。

　　今年年初，鐘定花學會了用QQ，閑暇時最愛跟13歲的侄女視頻聊天，從八卦新聞到家長里短，鐘定花總有說不完的話。

　　“她就是嘻嘻哈哈，很自來熟的一個人。”在周道軍的記憶里，嫂子愛熱鬧、愛逛街、愛玩，為人和善，從不與人吵架。

　　11月28日，鐘定花的遺體在路橋桐嶼殯儀館火化。之前已經返回陜西安康的周楊，再次連夜趕來。

　　天色暗下來，開始變涼，周楊只穿著一件單薄的藍色外套。幾個工友同他打招呼，“楊楊來了，穿那么少，冷不冷？”他沒有回答，只露出一抹不自然的笑。

　　周道斌靠在門邊看著，張了張嘴想說什么，終究又什么都沒說。周楊抬頭看了他一眼，徑直走進屋，把背包放在門邊的木板床上，坐了下來，盯著墻邊的“草席床”發呆。

　　床尾，鐘定花的遺照被一個黑色塑料袋包裹著，只露出一角。

原標題: 車禍之后的艱難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