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義勇隊”組建了少年團(來源：省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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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5日，一個浙江人民永久難忘的日子，那一天，日本侵略者帶著大炮、尖刀和細菌登陸杭州灣，開始踐踏這片富庶的中國江南名省。

　　被黑暗籠罩的浙江大地上，一批勇敢無畏的革命力量迅速集結，他們中有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也有來自寶島臺灣的他鄉客，有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也有本分質樸的農民。八年抗戰給浙江帶來3924080萬元(國民黨舊法幣)的巨額經濟損失，死難同胞達405125名。

　　9月18日，為紀念“九一八事變”爆發83周年，浙江省檔案館曝光一批珍貴抗戰舊照，從而揭開了塵封77年的浙江抗日記憶。

　　浙江省檔案館方面表示，希望通過這些老照片，向人們揭露戰爭的殘酷，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珍愛和平、勿忘國恥。

1937年11月5日，日軍自杭州灣登陸(來源：省檔案館)

　　臺籍將領組“臺灣義勇隊”

　　支援金華地區抗戰

　　1939年初，臺灣愛國志士李友邦帶領30多位臺胞來到金華，在金華市區原酒坊巷18號成立“臺灣義勇隊”，同時成立“臺灣少年團”和抗戰時期第一家臺灣醫院。

　　此后的7年時間里，“臺灣義勇隊”逐漸發展成臺胞參加祖國抗日斗爭中人數最多、活動范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抗日團體。今天，在金華市區依然保存著李友邦創立的首家臺灣醫院。

　　李友邦是臺灣義勇隊的核心人物，這位后來被稱為“臺灣革命理論家”的民族志士，早在14歲就讀臺灣師范學院時就參加了反日協會組織。

　　1924年，20歲的李友邦襲擊派出所時，與日本警察發生正面沖突，被日本警察搜捕。

　　李友邦連夜逃亡，南下廣州，開始了傳奇的革命生涯。在黃埔軍校，李友邦結識了孫中山和廖仲愷，并在兩人的幫助下，形成革命思想。

　　1932年，李友邦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擔任日語教師期間，因宣傳愛國救國，同情熱血青年，受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注意，被捕關進杭州陸軍監獄。

　　同一年，李友邦的二弟李友先被日本特務槍殺。而李友邦的三弟李友烈，也在1934年死在日本特務的刑訊室里。

臺灣愛國人士李友邦

　　直至“七七事變”后抗戰爆發，坐了5年牢的李友邦終因“沒有犯罪證據”，被釋放出獄。

　　1938年10月，在當時的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金華，李友邦決定組織“臺灣義勇隊”。此前，“朝鮮義勇隊”于1938年10月10日在湖北漢口成立，在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做瓦解日偽敵軍的政治工作，給了李友邦很大鼓舞。

　　1938年秋天，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臺灣義勇隊。首批義勇隊員來自集中在福建崇安(即現在的武夷山市)的流亡臺胞。

　　李友邦不僅救了這批同胞，還使得他們貢獻自己的才能，成為抗戰的積極力量。“臺灣義勇隊”利用隊員一般都會日語的優勢，協助各抗戰部隊收集日軍資料和情報，并積極參與日語翻譯和日俘管理工作。

　　據統計，1937年，居住在祖國大陸的臺灣人，華北有182人，華中有748人，華南有12805人，總數達到13735人。第一支由臺灣同胞在大陸組成的武裝抗日隊伍終于誕生了，它以“保衛祖國、光復臺灣”為號召，在民族團結共同御侮上具有神圣的意義。

在杭州被擊落的日機殘骸

　　為阻斷日軍南下

　　茅以升自毀處女作

　　錢塘江大橋位于杭州西湖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錢塘江上，由“中國橋梁之父”茅以升主持設計，是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雙層鐵路、公路兩用橋，連接滬杭甬鐵路、浙贛鐵路的交通要道。大橋于1934年8月8日開始動工興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歷時三年零一個月時間，總投資540萬銀元。

　　無論此生設計過多少知名橋梁，錢塘江大橋始終是茅以升為之驕傲的處女作。

　　1937年7月7日，茅以升有一種連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視的預感，作出了驚醒世人的重大決定——他在大橋南2號橋墩上留下一個長方形的大洞。對于這個原設計中沒有的重大改變，茅以升沒有向任何人解釋原因。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終于爆發，整個9月、10月，淞滬抗戰異常激烈。戰爭的硝煙已經彌漫到杭州上空，錢塘江大橋的施工也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

　　9月26日，錢塘江大橋的下層單線鐵路橋率先通車。茅以升期盼著上海能夠阻擋住日軍進攻的腳步，然而，持續了3個月的淞滬會戰終以上海陷落結束，杭州也危在旦夕。

1940年1月22日，日軍雪天偷渡錢塘江，占領蕭山。

　　筋疲力盡的茅以升明顯地感到他已無力把握這座大橋的命運。

　　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毀錢塘江大橋。茅以升在南2號橋墩留下的長方形大洞，其實就是預防這一時刻的來臨。

　　當晚，茅以升以一個橋梁工程學家嚴謹、精準的態度，將錢塘江大橋所有的致命點標示出來。整個通宵，100多根引線，從各個引爆點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

　　懷著親手掐死親生嬰兒一樣的痛楚，茅以升一直陪伴著歷經艱險建造起來的大橋，直到親眼看到最后一根引線接好。這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難忘、最難受、最難捱的一天。

　　11月17日，是茅以升多么渴望卻又沒敢指望的大橋全面通車的第一天，當第一輛汽車從大橋上駛過，兩岸數十萬群眾使勁鼓掌，掌聲經久不息。茅以升后來回憶說，“所有這天過橋的十多萬人，以及此后每天過橋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藥上面走過，火車也同樣在炸藥上風馳電掣而過。”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點，茅以升終于接到命令：炸橋。

　　當天下午5點，日軍的先頭部隊已隱約可見，人群被強行攔阻，所有的引線都點燃了。

　　隨著一聲巨響，錢塘江大橋的兩座橋墩被毀壞，五孔鋼梁折斷落入江中。總長1453米、歷經925個日日夜夜、耗資160萬美元的錢塘江大橋，最終在通車的第89天癱瘓在日寇侵略的烽火中。

　　大橋炸毀的這一天晚上，透過蒼茫暮色，茅以升凝視著由他一手炸毀的大橋殘影，以及江北岸愈來愈亮的火光，滿腔悲憤地在書桌前寫下8個字：“抗戰必勝，此橋必復”。

　　他的愿望直到1946年才得以實現。抗戰勝利之后，錢塘江大橋被修復，成為浙贛線上的關鍵性工程之一。

　　仿佛是命運開了一個玩笑，當年，日軍士兵友永河夫在硝煙彌漫中，拍下了炸毀后的錢塘江大橋。幾十年后，友永河夫來到北京，帶著對戰爭的懺悔，將他拍攝的這張照片親手交到了茅以升手中。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大批日軍在錢塘江大橋上集結。

　　浙江民眾救助美空軍

　　成日本瘋狂報復主因

　　1942年4月18日清晨，由美國空軍中校杜立特爾率領的16架B-25轟炸機，在距離日本東京650海里的海面上，從大黃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直插東京上空。一枚枚炸彈投向東京、名古屋等大都市，隨后它們迅速低空掠海，飛向中國。

　　80多名機組人員原本的目的地是位于衢州、江山、南昌等地的機場群。但由于燃料耗盡和天氣原因，16架飛機全部墜落，其中14架墜落在中國境內。75名飛行員中，有62名被浙江臨安、江山、衢州、象山、三門等地在內的中國軍民救助，并安全脫險。這一段故事被傳為佳話。

　　1942年4月19日開始的一個月內，日機轟炸衢州機場就達59次，機場附近9個村被殺絕。

　　為了徹底破壞該地區的機場，消除美國利用這些基地空襲日本的戰略意圖，日軍于5月15日發動浙贛戰役。

　　此外，日軍還進行了細菌武器攻擊，浙江是遭受日軍細菌戰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全省有8個市，約30個縣受到細菌武器的攻擊。

　　據不完全統計，鼠疫、炭疽、霍亂、傷寒(副傷寒)、白喉、痢疾等細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數約6萬人，受傷達數十萬人。

　　杭州師范大學教授袁成毅表示，日軍發動這場戰役的導因，就是美國空軍利用浙江境內的機場實施了對日本本土的空襲。“這正是好萊塢電影《珍珠港》中出現的那場空襲。日軍為了報復，從1942年4月開始對衢州機場轟炸了59次。從世界反法西斯的戰爭格局上看，浙贛戰役是中國為盟軍承受的一次巨大報復。”

1939年8月，日軍占領舟山定海

　　 在浙中國空軍戰績輝煌

　　 筧橋中央航校培養大批人才

　　浙江理工大學教授渠長根則高度贊賞了在浙的中國空軍作戰英勇。

　　據他介紹，抗戰初期，中國空軍在人員、設施、設備的數量、質量諸方面，都處于絕對的劣勢。但空軍勇士不畏強敵，在1937年全面抗戰之初的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等重大戰役中敢打敢拼，創造了輝煌的戰績，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尤其是1937年8月14日，駐守在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的中國空軍在城東上空迎擊來犯日軍飛機，擊落敵機6架而自己無一傷亡，創造了‘八一四’空戰大捷。”渠長根說，之后，浙江各地掀起了興建空軍基地場站、建設防空系統和民防網絡的熱潮，盡最大能力增進迎敵的有效性。

　　成立于1932年的杭州筧橋中央航校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空軍的搖籃，不僅建立了當時中國最先進、最完善的航空軍事教育體系，還衍生、培育出空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士學校和航空機械學校等航空教育機構，培養了大批優秀的空軍人才，成為抗戰主要的空軍力量來源。

　　抗戰中后期，浙江各地以提供空軍基地服務、營救美國空軍勇士、抗擊日軍野蠻的細菌戰和大轟炸等，為抗戰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特殊的貢獻，成為全民族抗戰中的重要一環。

　　另據日軍大本營陸軍部記載：“因受杜立特爾空襲的刺激，于4月30日發令摧毀浙江機場群的作戰……其作戰規模相當于原計劃的三倍，只怕是一次得不償失的作戰。事實上，由于發動這一作戰，使1942年為解決中國事變進行的更大作戰受到了影響。”

原標題: 40萬浙江人死于抗戰 曾為美國炸日本提供機場遭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