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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集團探尋金融務“實”之道 中信銀行“柯橋模式”獲專家肯定
2017年07月13日  浙江在線臺州頻道

  今年以來,金融監管持續趨嚴,去杠桿力度加大,資金成本可能進一步傳導到實體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受到關注。中信集團旗下多家金融機構在服務實體方面積極探索,包括銀行對政府融資平臺的公司化改造,證券對軍工科研所的改制,以及信托成立服務中小企業的專門基金等。發揮綜合金融優勢,提供創新解決方案成為中信集團的金融務“實”之道。

  6月底,中國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在"走進中信"沙龍活動上表示,金融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和能力,需要首先對服務的對象有深刻的理解,要比客戶更了解其所在的行業和他的業務。中信的金融實踐表明,顧問服務要先行。金融服務要從單純融資進入“融資+融智”的新階段。

  在中信銀行杭州分行副行長朱義明看來,銀行等金融機構承擔了經濟周期下行的壓力。“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新的經濟業態下,用一種更有價值的手段和轉型下的手段去支持實體經濟,使中國在這次轉型的過程中實現順利的切換。”除了實體自身努力之外,銀行和金融機構也必須迎合到切換過程,順應切換的潮流,他表示。

  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研究所所長黃漢權認為,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向上,只有緊扣產業轉型升級的大方向、大背景,以及進入到創新驅動發展階段,把創新作為第一推動力,更好的設計金融產品和“一攬子”的顧問服務,才能讓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更加順暢,讓新興產業更加快速的成長壯大,實現新舊動能轉化、接續,讓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融資+融智"紓困地方政府債務

  2008年以后,地方融資平臺業務大量發展。主業不突出、線條不清晰、管理不到位,是地方融資平臺被社會詬病的重要問題,也是地方債務突出的主要原因。當前中國的金融風險比較大,除了企業的高負債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

  在民營經濟占較大份額的浙江,中小企業占比達到97%。企業"小、散、碎"的特征明顯,國有企業不多,特別是壟斷性的大國企非常少。同時,浙江的縣域經濟特別發達,百強縣數量長期位居全國最前列,地市和縣域財力強。

  位于浙江省紹興市的柯橋區是紹興中心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柯橋區實現GDP1239億元,人均生產總值18.85萬元。柯橋區的經濟持續發展特別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型、民生工程建設等三大領域需要強有力的金融支持與保障。

  另一方面,起先的柯橋區國有資產分布比較分散,缺乏核心業務定位。雖然有柯橋區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但作為行政性的管理機構,公司治理有待進一步完善,沒有健全的內控制度體系,沒有辦法到債券市場上融資。

  對此,中信銀行紹興分行與中信系券商聯合進駐柯橋,幫助梳理其主營業務,形成以輕紡城市場經營、水務、安置房建設等為核心的十大業務板塊。同時,健全相關公司治理制度,協調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完善的財務制度顧問服務和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出具三年連審審計報告。最后引入外部評級,聘用律所機構,出具募集說明書,全面完成發債準備。

  經過梳理后的柯橋國資總資產1180億,凈資產470億,外部評級AA+,成為浙江省內綜合實力最強的區縣級大型城建企業,登陸債券市場以后受到投資者的青睞。2015年到2016年,中信銀行紹興分行和中信系券商合計為柯橋區注冊債券金額198億,目前已經發行了157億元。

  通過"融資+融智"的全面服務,對客戶來講,融資渠道進一步打開,融資規模增長,融資成本降低,市場影響力提升。與此同時,柯橋區政府債務管理更加規范,分散型債務管理向集中型債務管理轉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加快,招商引資實力增強,對優質項目、實力企業的吸引力增強。

  "柯橋模式"案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地方融資平臺脫離地方政府進行公司化改造。曹遠征提到,"柯橋模式"把龐大的業務梳理成幾個公司,將業務平臺組合起來,根據業務進行分類管理。同時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物理性質,會產生不同的現金流,從而能夠根據業務鏈條的性質提供融資安排。

  在浙江省政府部門和中信集團軍的強強聯合下,"柯橋模式"快速復制推廣。目前,"柯橋模式"已在浙江省紹興市的上虞、諸暨、嵊州等地落地。

  中信銀行紹興分行副行長溫偉祥總結稱,"柯橋模式"是中信銀行杭州分行借助中信集團綜合平臺優勢,在過去為政府提供融資的基礎上,為地方政府提供的“顧問式”服務、“一攬子”融資,實現了從單純融資到“融資+融智”的轉變,構建起了新型的銀政合作關系。

  中信集團金融務“實”協同作戰

  中信集團在綜合金融方面有比較強的優勢,同樣非常注重實業的發展,涉足資源能源、高端制造、工程承包、房地產、環保、現代農業、信息產業、文化和消費等多個領域。中信集團也已明確提出要在鞏固綜合金融優勢的同時,加大對實體資源的配置,實現金融與實業更為均衡的發展。

  “協同對于中信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我們也在實踐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并且不斷發展。”朱義明將中信集團不同金融機構之間“協同作戰”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基礎因素總結為信任邏輯、整合優勢和文化優勢。

  中信天然的血緣關系以及我們平常的合作是我們本身的信任基礎。當我們利用這種信任基礎去推行商業服務的時候,服務的一致性、有效性,以及最后成功的概率會大幅提高,并且服務的綜合價值會提升。這是信任邏輯,朱義明表示。

  其次,中信旗下的金融機構在各自領域里擁有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在此基礎上的協同能夠帶來較強的聚合效應。不僅能有效降低風險,還可以提升市場競爭力,形成1+1>2的整合效應。所以,第二個邏輯是資源分布形成的整合優勢。

  第三個是文化優勢。因為同屬一個體系,各家機構都有共同的價值觀和經營理念,很容易在某個思維角度上達成一致,也很容易在一種行為方式上獲得共鳴。

  朱義明總結到,“在此基礎上,中信集團又從戰略上去引導構建相互協同的業務形態和發展形態。這種協同效應不僅在中信的體系內扎根,而且在對客戶服務、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助推和集團發展內生動力上,都形成了有效的發展模式。”

  融合已成為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重要趨勢。曹遠征認為,中信的“柯橋模式”等案例體現出金融服務“跨市場”、“跨行業”和“跨品種”的融合特征。

  “金融業的這場轉型是深刻的,是與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相對應的。中信集多種金融工具于一身,具有獨特的綜合優勢,可以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探索好的模式。這也是中信這樣金融和實業并舉的國有企業的使命”,曹遠征表示。

來源:《財經》雜志 作者:秦嘉敏/文 摘選 編輯:張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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